我國高校捐贈管理和學位管理未完全納入法制化軌道，管理不規范，給錢學交易留下了漏洞。

在培養校友捐贈氛圍的問題上，國內高校缺乏長遠的視角，即應該從學生時代就培養學生的感恩意識，以及學生對學校的感情。

■本報記者 陳彬

最近一段時期，國內眾多高校迎來了自己的建校周年慶典。與以往“大操大辦”不同，近期絕大部分高校的校慶都很是低調，有些甚至很少見諸報端。

但校慶中，并不是所有內容都是低調的，比如校友的捐款數量。

中國農業大學110周年校慶，收到校友2億元巨額捐款，這成為了該校獲得的最大一筆捐贈。

南開大學建校96周年之際，該校校友向母校捐贈1200萬元“賀禮”，用于該校新校區大學生活動中心的建設與完善。這是南開大學目前收到為新校區建設捐贈最大的一筆校友捐款。

天津大學建校120周年之際，校方共計接受校友捐贈現金1.98億元，實物370件。現金和實物累計超過5億元。

……

在世界范圍內，每個學校的校慶都會迎來一波校友捐贈潮，這幾乎已經是一個“慣例”，并非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但在高校捐贈制度尚不齊備，捐贈體系也稱不上健全的中國，當公眾將目光全部投到一筆筆堪稱巨額的數字上時，有些問題卻可能隱藏在了數字的光環背后，讓人難以發現。

思考一：數字重要嗎

必須承認的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持續發展，以及高校對于校友捐贈的日趨重視，我國高校每年獲得校友捐贈的資金數正在快速的提升。

2010年，中國校友會網首次發布了中國大學富豪校友捐贈榜。當年，浙江大學校友段永平以累計捐贈2.48億元，榮膺當年捐贈榜的榜首；在2011年的榜單上，浙江大學以累計收捐金額5.24億元奪冠。而當2015年這一榜單再次揭曉之際，收捐額度最高的北京大學已經獲得累計20.17億元的校友捐助，單人捐贈金額也從2億多元一躍達到累計超過10億元。

如果不與國外名校相比，僅看這幾年的發展速度，這樣的數字無疑是驚人的。

“近年來，很多高校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會，2014年全國的高校基金會數量已達到456家。而高校基金會接受了大量的捐贈款項，據統計，非公募基金會的一半資源流向了高校。”在采訪中，中國農業大學教育基金會秘書長周旭峰表示。

校友捐贈數量的持續增長本是一件好事。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增長讓公眾和媒體開始過于關注數字本身，而一些高校也由此產生了一些攀比的心理。比如在一則新聞中，湖北某高校“校友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對記者抱怨：“別的大學搞校慶，捐款可能有幾億元。我們學校到現在還不到2000萬元，太少了，現在領導都非常著急。”

“太關注于捐贈款項的數量本身，就把校友捐贈這件事看‘俗’了。”采訪中，浙江科技學院院長葉高翔如此表示。

在他看來，目前公眾乃至于高校自身，在關注校友捐贈數額的同時，對于捐贈背后所反映的情況卻關注不夠。比如，一所學校獲捐贈的金額多，愿意捐贈的校友數量也多，這說明該校已培養出一大批在各行各業取得較大成就，又具有感恩之心和社會責任心的優秀學生，其育人理念和方式必有可取之處；反之，如果一所學校沒有或很少有校友捐款，除了辦學歷史等因素外，是否還應該反思學校自身的辦學理念和方法呢？

“事實上，這也是很多高校排行榜都將校友捐贈列為一項標準的重要原因。”葉高翔說，但遺憾的是，很多高校只將目光集中到如何能夠獲得資金，甚至于用十分顯露的方式要求校友捐贈，這與高校的育人理念和辦學宗旨顯然是不相符的。

思考二：重“大錢”還是重“小錢”

不久前，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曾就校友捐贈問題接受媒體采訪。在采訪中，陳平原表示，對于校友捐贈，不應該僅僅統計捐款總額，更要統計實際捐款的人數和比例。因為捐款校友的積極性，可從一個側面觀察到校友對于母校的認同感。從這個角度說，各大學除了看重“大錢”，更得關注“小錢”。

對于所謂重“大錢”還是重“小錢”的問題，很多學者都曾發表過自己的觀點。比如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就曾表示，重視富豪校友捐贈是學校等著富豪校友的成功。高校只有同樣重視普通校友捐贈，確立把校友作為重要辦學資源的理念，真正重視人才培養質量和對校友的服務，才會開啟良好的校友捐贈局面。

然而在現實中，似乎一些高校更加關注的依然是大額捐款，對于普通校友的“小錢”重視不夠。

“所謂的‘小錢’背后，其實代表的是捐贈校友的群體規模，因為畢竟‘大錢’僅僅是個別行為，而大量校友能拿出來的僅僅是小額捐款。”劉靜是東北某高校校友會的工作人員，她表示，為學校捐贈小額款項的校友規模，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在這方面，我們的關注度依然有所欠缺。

據陳平原介紹，在國外及香港地區的高校，在為校友小額捐款的服務上是做得非常細的。“讓你舉手之勞就能完成此心愿。”此外，這些高校在他們統計校友會或基金會的工作時，往往會將今年捐贈校友的數量與捐贈總額同時列出。“兩個數字都很重要，但前者往往被公眾及媒體忽視了。”陳平原說。

思考三：制度如何規范

2014年9月，哈佛大學宣布，由香港企業家陳啟宗、陳樂宗創立的家族基金承諾向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捐款3.5億美元，這是哈佛創校以來收到的最大單筆捐贈金額。

在事后的采訪中，對于為什么不將款項捐給國內高校，陳氏兄弟曾發過一次“牢騷”：“在海外，捐錢就是捐錢。但在內地就復雜很多，牽涉很多麻煩，最要命的是花費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討苦吃、自找麻煩。”陳啟宗透露，這些“麻煩”包括官僚主義、貪腐及分配不公等問題。

應該說，對于我國高校普遍缺乏運作公開、高效、透明的校友募捐基金管理機制的指責，其實是由來已久的。比如在一次會議上，中國校友會網大學評價課題組首席專家馮用軍就曾坦言，我國高校捐贈管理和學位管理未完全納入法制化軌道，管理不規范，給錢學交易留下了漏洞。

就在不久前，貴州某高校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一則校慶“認捐表”：一棵銀杏4萬元、升旗臺30萬元、一面墻200萬元……這樣的“天價”讓不少網友驚呼“買不起”。而在捐贈款項的使用層面，馮用軍與其團隊發現，某些大學對校友捐贈重視程度和資助方向引導不夠、校友捐贈使用效益較低，甚至個別大學的校友捐贈就是一筆“糊涂賬”——有些捐贈見諸于大學的新聞報道，但很難搞清楚是誰捐贈的。

之所以產生這一現象，葉高翔表示，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真正意義的現代高等教育發展歷史較短。“這使得國內高校的辦學積累不夠，對辦學規律的把握也不夠。在這方面，我們需要耐心。”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并不是每個人都如葉高翔一樣樂觀。比如熊丙奇在接受采訪中就曾表示：“為什么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國外實行的是現代學校制度，校長要對大學理事會負責，不做規范就可被罷免。但國內的校長都是行政任命，問責就出現問題。”

思考四：“短線操作”還是“長線釣魚”

山東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志業有很多大學同學如今都在國外生活。但借助發達的通訊手段，劉志業也經常和他們聊聊“家常”。交談中，這些子女都已經在國外大學學習的同學，說起和自己孩子參加當地大學活動時，都頗有感受。“國外大學是在利用一切機會增強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僅就參加活動而言，這些活動中所滲透的文化氛圍，可以讓學生將學校發展和個人榮辱聯系起來。”劉志業說，而國內高校欠缺的就是這種意識。

在劉志業看來，在培養校友捐贈氛圍的問題上，國內高校缺乏長遠的視角，即應該從學生時代就培養學生的感恩意識，以及學生對學校的感情。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了擺脫外界對其過去校友捐贈率不高的指責，專門制定了“十四年計劃”，即從學生入學開始，就把他們當作學校的“潛力股”來對待，然后在其本科四年畢業后的十年時間里，不間斷地給校友提供職業上的支持和幫助，以期將來獲得回報。

“高校校友會的工作不應該只是聯絡校友吃飯、開會。學校應該在校友的發展過程中幫助他，在人力、智力甚至創業基金方面給予支持，這些支持對校友的發展很重要，而這些支持正是校友日后回報母校的感情基礎。”周旭峰和劉靜都如此表示。

在一篇文章中，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羅志敏將國內高校只慣于在校慶等場合爭取校友支持的行為比作“短線操作”，而將國外高校對校友的長期感情投資比作“放長線釣大魚”。

“國外高校的理念很值得我們學習。”葉高翔說，高校首先需要擁有先進的育人理念，對當前的校友以及未來的校友（學生）盡到自身的責任和最大努力，只有高校對每一位學生成長成才作出了關鍵性努力，實質性地改變了學生的現在和未來，校友們才會在社會上有競爭力，才會真正對母校有感情。如果學校做到了這點，捐贈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