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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公布，引發社會關注。2016年開始，新一輪高校建設將拉開帷幕，目標是推動一批高水平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究竟什么樣的大學叫世界一流？如何推進一流學科建設？我們的差距在哪里？靠錢能不能堆出一所理想的大學？11月5日，全國政協第四十一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會場，來自高教領域的全國政協委員、權威專家和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濟濟一堂，上演了一場精彩的觀點比拼，關鍵詞有兩個：“特色”和“水平”。
座談會一開始，教育部副部長杜占元介紹了近些年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成果和問題。他毫不諱言地指出，我國雖然是高等教育大國，但整體上大而不強，高校特色需要進一步彰顯，水平需要進一步提高。目前，高校辦學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脫節；高等教育發展不協調；高等教育分類管理、分類指導制度尚不健全。
杜占元的開放姿態，讓到場的委員和專家們打開了“話匣子”。圍繞如何突出高校特色、提高高教水平，大家各抒己見，時有爭論卻氣氛和諧，透著濃濃的協商意味。
千校一面為哪般？
湖北有67所本科院校，開設英語、營銷、經貿等專業的就超過50所，最終人才“產能過剩”。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在一次調研中發現，各個高校從發展規劃到專業設置，竟然有著驚人的相似，最要命的是，這些設置并非出自區域發展所需，“企業和學校仍是隔河相望兩茫茫”。
標準化的過程是個雙刃劍，一方面能快速提升整體水平，但它的副作用同樣明顯。上海交通大學原黨委書記馬德秀委員一言以蔽之：“有的院校急功近利專升本，有的追求學院更名大學，有的盲目爭取碩博點，有的一窩蜂綜合性研究型。究其原因，分類不清、盲從于指標堆砌的所謂一流，評價標準和資源配置看中的是數量規模，‘985’、‘211’、一本、二本、重點學科等顯性指標沒有和質量共性掛鉤。”
華東師范大學校長陳群委員認為，過去20年，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歷程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項目驅動，二是指標牽引。盡管兩者互為補充的發展模式很好地解決了發展不足的問題，但其本身的不足也漸漸顯現：“最直接的表征，就是高校辦學出現了同質化的趨勢，由于各種專項計劃和各種評價指標，涉及到高校的辦學經費和辦學地位，所以對高校的辦學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就是高校辦學的指揮棒。”
“屠呦呦獲諾獎給我們當頭棒喝，不能唯指標論，必須打破無處不在的數字崇拜！”馬德秀疾呼，她開出藥方：改革過度功利的評價體系，標準要區分研究型、應用型、技能型等，賦予不同定位的高校同等地位；評價要突出特色水平，重績效、重貢獻，并依托第三方評估，形成多元評價；資源配置要改變政府完全按學生規模撥款的方式，既提高生均經費，更要依據特色水平考核績效、配置資源。“讓高校都能各安其位，靜下心來在各自類型中追求一流。”
空軍指揮學院原副院長朱和平委員也在此問題上作了呼應，他認為，我們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985”“211”等國內高水平大學，特別是一本以上的大學，幾乎是清一色的學術型綜合大學。這種牽引和示范作用，不僅使我國高等教育千校一面，失去特色，而且造成二本、三本學校盲目跟蹤效仿，使應用型高校基本沒有發展和上升的空間，造成高水平的應用型人才嚴重短缺。
“應抓緊制定我國高等院校的分類評價體系。當前，應該優先解決學術型與應用型兩大類標準體系，對于學術型高校建議通過提高標準，嚴格控制規模，解決過多過濫的問題；對應用型高校則宜粗不宜細，要適當考慮不同行業背景，由國家制定通用標準，各省市和各行業、各學校可以根據國家的指導意見制定其細則。”朱和平說。
簡政放權為高校松綁
“什么時候評價別用工程的數字來衡量我們辦學，這就有希望了。”在一次基層調研中，李衛紅委員遇到一位老校長，他的這番話讓李委員印象深刻：“現在的指揮棒太單一了！簡單化、一刀切和形式主義的評價體系，讓學校苦不堪言。”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賈慶國委員的發言題目旗幟鮮明：“簡政放權，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發言也是直言不諱：“由于教育主管部門對高校的管理過多、過細、程序復雜，它的人手又不夠，直接影響到管理的效率，使得許多該做出的決策遲遲做不出來，該給的預算遲遲不能到位，從而影響高校正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賈慶國說：“高校校長根本沒有多少發揮管理者作用的空間，必須簡政放權，高校才能找到適合自己需要的校長，才能夠更好地從事教學方法和內容的創新，才能更合理地分配科研資源和改善研究質量，才能大幅減少浪費。”
陳群則感慨：“在中國做大學校長，一方面非常辛苦，因為需要面對各種專項計劃的競爭，各種指標要去追趕，你頭頂上有很多指揮棒；另一方面又很簡單，因為你只要跟著這些指揮棒走就行。”他認為，這種發展模式留給學校的領導發揮空間是有限的，使得高校辦學會逐步出現同質化的趨勢，也使得高校很難結合自身的傳統和社會需求來專心辦學，走特色發展之路。
陳群認為，從國際國內高等教育的實踐來看，對高校進行評估是必要的，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也都在對高等院校進行評估，也都根據績效進行資金的分配，但是過于頻繁、量化、指標體系過于繁雜的評估會引發很多的問題。建議各級教育主管部門能夠改革評估方式，強化綜合評估，延長評估周期，優化評價體系，尤其是應該科學區分投入和產出的指標，建議可以借鑒歐洲一些國家大學管理制度，建立和校長任期相對應，與學校下一輪獲得綜合投入相關聯的綜合評估，使得高校在一個建設周期里專注于內涵建設，來提高辦學的質量和水平。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副校長姜耀東委員則認為應改變現行的財政撥款使用機制，目前的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模式，相對簡單粗糙，不能考慮學校的實際辦學成本，缺少對高校的合理分配、定位，績效評價標準和公開競爭機制存在高校身份互換，競爭缺失，重復交叉等問題。他建議在現行生均綜合定額基礎上，根據物價變化，建立高校生均撥款定額增長和動態調整機制，建立研究生生均差別撥款機制。特別是加大基本支出在財政撥款當中的比重，擴大高校統籌安排使用經費的自主權，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實現財政撥款的精細化管理。
面向需求育人
“有些高校前三年教學方式呆板、內容陳舊，課堂成了抹殺創造力的流水線；第四年純屬放養，或應聘、或考研，畢業設計紙上談兵，專業實習走馬觀花。國家沒有法律強制，社會不愿協同育人，學校缺乏動力能力，創新人才培養何來保障？”座談會上，馬德秀委員的發言，帶著沖勁。
大學畢業生眼高手低，實踐能力差近年來引得不少用工單位吐槽。幾位委員在發言中都提到，這與高校教育脫離實際的人才知識結構不無關系。
人力資源關系到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委員們針對人才培養問題，提出許多新銳意見：應針對學科專業結構，加強高校與產業、行業、企業深度結合；要研究國家區域產業發展、預測人才需求，通過政策導向傾斜投入，倒逼高校轉型，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行業企業要主動參與高校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方案制定、課程體系構建、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實踐基地建設等。同時，社會要在產學研合作和實習實踐的機制上求創新，形成全社會育人的制度突破和文化氛圍，共同培育經得起社會考核的人才。
“沒有高水平的應用型高校和高質量的生源，如何培養出高水平的應用型人才？”朱和平反問，“我們曾經有過大批高水平的應用型高校，可惜他們都轉型為學術性型綜合大學了。”
朱和平認為，應用型高校關鍵在特色，要形成特色則需要歷史的積淀、行業背景和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以及相應的標準和評價體系，相對于學術型大學，其實應用型大學建設難度很大、投入高、周期長，并且需要建設實踐的平臺。
“是時候搞好頂層設計了，應下決心拿出優質教育資源進行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下決心要壓縮學術性人才培養的數量和規模，特別注意安排部分‘985’‘211’高校整體或部分轉為應用型高校，重點是與行業對接，解決前瞻性、前沿性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問題，目標是建設世界一流的應用型高校。”朱和平建議。
教師是教育之本。作為座談會邀請的權威專家，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六屆理事會會長、中國農業大學原黨委書記瞿振元關注的是高校青年教師隊伍建設問題。
目前，我國高校有專任教師150多萬人，其中110多萬人是過去10多年間擴招后補充進來的，教師隊伍明顯呈年輕化。他們“研究生學歷多，高級職稱少；學習時間長，實踐經歷短；在校經歷多，對社會了解少；教學有熱情，執教能力不夠強”。
瞿振元建議國家應在“十三五”期間，實施“高校青年教師發展工程”，設立專項資金支持開展為期5年的大規模教師培訓工作，提升教師職業能力，幫助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加強對中國國情和實踐的體認；在繼續支持少數拔尖人才成長的同時，采取特殊措施，認真解決廣大青年教師在福利待遇和生活工作中的實際困難。“我們提倡創新創業，但如果一個學生連本行業的情況都不了解，他們怎么創業、怎么創新？”天津大學黨委書記劉建平委員關注的是大學生培養的實習實踐環節。教育部有明文規定，大學四年，文科學生實踐不得少于15%，理工農醫不得少于25%。“但是目前為止，試問哪個學校落實了？”
劉建平認為，應進一步樹立全社會育人的觀念，高校培養人責無旁貸，但企業、社會都有培養人的責任。“現在企業抱怨找不到合適的人，學生卻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實習實踐的環節落實不了。”
劉建平建議，國務院或相關部委聯合出臺政策，采取一些發達國家的方法，比如企業接收學生，可以抵扣稅收，國家可以給予相應的補貼，必須要給予最低的工資標準等。政府、社會、高校一起搭建一個大學生實習實踐的平臺，這將對國家的創新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