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才規模目前位居世界第一，但高層次人才特別是一流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相對匱乏，能躋身國際前沿、參與國際競爭的世界級大師更為稀缺，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如何讓世界級大師“冒”出來，充分發揮他們的核心和引領作用，推動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讓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當下破解“高精尖缺”培養難題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編者

　　“中國的崛起真正到了居安思危的時候。即便我們再拿幾個諾貝爾獎、再取得幾個大的科技突破、再出現幾個重大新藥創制，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對人類文明做出過歷史性貢獻的民族來講，也都是應該的。我們目前對于世界文明的貢獻遠遠不夠……”這是日前召開的“科技界祝賀屠呦呦榮獲諾貝爾醫學獎座談會”上發出的強音。

　　這番話引發了人們的共鳴，卻也讓人不禁陷入深思，究竟是什么讓曾經為世界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中國人，近一百年來在世界重大基礎科學領域創新中鮮有建樹、陷入沉默？

　　世界級大師的缺失，限制人才成長和激發生產力的機制、土壤與環境，或許是癥結所在。而改變這樣的現狀，要從扭轉目前悄悄蔓延于高校的“短期功利主義”傾向開始。

　　為什么中國學生普遍缺乏“激情般地好奇”

　　“現在的學生，聰明，視野開闊，接受新生事物快，但科研創新的動力卻明顯不足。”采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航空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楊超時，這位長期工作在我國航空航天科研一線的學者不無憂慮。

　　楊超介紹，長期以來，國外對于中國實行高科技限制政策，許多國際前沿的技術無法引進，到現在為止，在裝備制造方面，國外對于中國的科技限制依然控制在二到三代以上的差距。以大飛機制造為例，即便我們對于發動機的原理以及相關關鍵技術難點都已搞清楚，但在材料與制造工藝方面卻尚未取得重大突破，而恰恰這些，更需要科研的耐心、潛心與笨功夫。因為每一道高質量葉片的取得或許都需要經過上百道工序，加上每一道工序的溫度等狀態控制都不盡相同，要想有所突破，必須要對科研有著濃厚興趣，并能夠踏踏實實靜下心來潛心研究和積累，這也是當前青年學生身上最為缺乏的。

　　創新動力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對科研的興趣與好奇心不足。

　　“我沒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愛因斯坦的話，我們耳熟能詳。10年前，4位物理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到清華理學院與清華學生座談，當問到什么是科學發明最重要的要素時，他們沒有選擇基礎扎實、數學好，甚至沒有選擇勤奮、努力，而是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興趣與好奇心。

　　“一流成果的取得，一定是建立在對問題持續的關注和默默堅持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基礎研究方面，一個問題往往需要思考幾年，甚至十幾年，過程中要耐得住寂寞，要擺脫功利、浮躁與誘惑，沒有足夠的興趣與強大的好奇心，無法堅持。”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院長鐘章隊分析，“很多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都基于一個重要思路的提出，我們常說，發現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而發現問題的過程，正是一個基于濃厚興趣與強烈好奇心，基于持久觀察與思考。這一點，目前中國學生普遍缺乏。”

　　在拔尖創新人才的特質中，中國學生普遍缺少的是好奇心、想象力與批判思維。好奇心往往隨著學業的增長而衰減，小孩子最喜歡問問題、最有好奇心；小學生要差一些；中學生更差一些；大學生上課一般很少主動提問題；到研究生階段，往往需要老師點名要他們回答問題。事實上，求知欲與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平時多思考問題，多問一些“好的問題”，就慢慢會“獨具慧眼”，能提出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問題。對此，“清華學堂”物理班首席教授朱邦芬院士也頗為憂慮。

　　為什么中國學生喜歡問“學這個有什么用”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無論做研究還是學習，學生們總喜歡先問“有用”“無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見影式的馬上有用。比如在校學生選課前喜歡問這課有什么用，對面試和找工作有用嗎，老師們在聽取在校生對課程設置意見時，就常常會聽到對找工作沒有用的課的抱怨，或對找工作有用的課為什么不多開一些、開早一些的疑問。即便是做課題，也會選擇更容易短期出成果的，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往往不受歡迎。

　　這是采訪中許多高校老師普遍反映的問題。如果說興趣與想象力的缺乏已經成為限制一流人才“冒”出來的主要因素，那么，“短視”與“功利”則成為進一步阻礙人才成長的重要原因。

　　“我們身處一個短期功利主義的大環境中。”對此，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分析，當我同已經畢業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談時，他們對大學時期所上的課的評價與在校生截然不同，令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學的所謂有用的課在后來變得如此無用，而后悔當時沒有更多地去學那些看上去“無用”，但后來實際上很有用的課，比如一些人文、藝術、社會科學，這種不同反饋的反差正是當前教育領域“短期功利主義”的例證。

　　錢穎一直言，學院在學生低年段開設一些厚基礎、強素養的課程時，往往承受很大壓力，因為這些課程看起來與用人單位對于技能方面的要求無關，因此，學生在大二大三去用人單位實習時，與其他同類院校的學生比起來，往往會比較“吃虧”。但其實，正是這樣看似“吃虧”的課程才會對人才最終成長為“大家”至關重要。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證：目前，困擾一流法學人才培養的最大難題，不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而是法學理想的缺失，是有關法治精神與法治理念教育的缺乏。我們的學生學會了許多法律方面的知識，但是卻沒有真正從內心深處樹立法治的意識，缺乏法律職業道德與操守的培養，因此，在執法過程中，會出現超越法律界限、濫用職權、機械執法等問題，還有一些人甚至將法律當成商業與牟利的工具，沒有真正將法治國家作為理想與畢生的事業去追求。在培養一流人才的過程中，知識以外的內容更重要。

　　WTO上訴機構現任大法官、中國內地首位在WTO擔任這一重要職務的張月嬌結合親身經歷“現身說法”：供職于國際機構，你就代表你的國家，你的一言一行，都彰顯你的綜合素質。語言能力、演講水平、文學與歷史的底蘊、藝術修養、人際交往能力……這些都是一個卓越國際人才身上必備的素質，而這些也是秉持短期功利目標的教育所提供不了的。

　　為什么“短期功利主義”大行其道

　　顯然，缺乏興趣與好奇心，教育與受教育過程中的“短視”與“功利”絕非一朝一夕形成，與環境、機制、土壤，尤其是評價導向息息相關。

　　“根據現行的制度要求，博士生必須要在畢業前發表3篇學術論文，否則不能按時取得學位證，但是我們知道，重大的科研課題三五年內往往都很難取得有效成果和明顯的突破。就我個人經驗而談，如果帶的是五年制的學生，還敢給學生布置一些基礎的、前沿的、探索性強的課題，如果帶的是三年制的學生，只能布置一些短期的課題，因為要保證學生按時畢業。”“國家人才”特聘教授，北京科技大學化學與生物工程學院院長張學記言語中頗多無奈。

　　“如果高校與科研院所的老師都沒將興趣與精力用在真正高水平的科研上，我們又怎能要求學生們如此呢，短期功利主義的傾向，不僅存在于學生身上，更存在于高校教師身上。”有學者戳到痛處。

　　我們看到，“SCI”“EI”等國際文獻檢索的英文簡稱，是不少大學教師的“心病”。在我國高校教師評聘工作中，能否在權威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并被這些國際文獻檢索庫收錄，幾乎被等同于評價該教師學術水平的高低。因此，無論是青年學者還是資深教授，都要圍繞著這個評價的杠桿打轉，圍繞發表文章疲于奔命。“在這樣的評價導向面前，愿意從事基礎原創性、應用基礎及應用技術等費時、費力，又不易出文章的研究工作的青年教師已經越來越少，大家都立足于短平快的課題。”楊超坦言。

　　加之目前高校的綜合排名、專業學科排名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對高校學科的評價關系到高校的地位、聲望和生源，博士點、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成了高校爭搶的“稀有資源”，而如何申請到博士點和科研項目，高校的科研水平是重要依據。因此，“我們看到，國外很多高水平的大學、研究機構與企業實體，都在積極致力于重大科研課題的研究，反觀我們自身，卻將大量本應該花費在科學研究上的時間用在了寫文章上，而且，往往是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文章含金量并不高。”

　　別讓“短期功利主義”成為教育之痛，我們需要重溫一位北大老教授曾經的提醒：我們的一些精英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批評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義者，而是那些學過很多知識、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傳統的弊端，同時又沒有高尚志趣、遠大志向與人格底線的利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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