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上旬，上海一中院第五法庭舉行的一場庭審，在科技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因為被告席坐的是復旦大學醫學院動物實驗室原主任敖紅和原副主任黃愛民。
敖紅和黃愛民利用職務之便，承接動物實驗服務項目，并通過虛假發票報銷的方式，私吞項目收益147萬元，最終兩人被判犯貪污罪，分別獲刑10年和12年。一時間，該案件讓套現科研經費的話題走進了公眾的視野。
套現經費：一個公開的秘密
庭審中，敖紅和黃愛民為自己辯解的理由之一，便是認為類似行為很普遍，而自己只是運氣不好才坐上了被告席。如此的托詞雖有為自己開脫之嫌，但記者通過采訪了解到，這樣利用公共動物實驗平臺非法獲利或套現科研經費的現象，的確并非偶然。
采訪中，一位不愿具名的動物實驗從業人員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類似問題早已存在，而相關機構也一直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據介紹，依據國家規定，要承接類似動物實驗項目一方面單位要有實驗動物許可證和實驗動物生產許可證，同時從事動物實驗的工作人員需要持有實驗動物從業人員上崗證。
具備上述條件，動物實驗室的從業人員便獲得了承接動物實驗項目的基礎，之后利用動物實驗平臺套現科研經費便“并不像想象中那樣復雜”了。
上述動物實驗從業人員解釋稱，承接類似項目其實就是動物實驗室幫助外部人員做實驗，只不過實驗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實驗室工作人員再從社會上購買假發票到科研經費管理部門報賬，從而成功將科研經費中飽私囊。
技術支撐體系：被邊緣化的尷尬
敖紅和黃愛民犯罪的事實不容置疑，但二人東窗事發的背后，動物實驗學科的尷尬處境卻值得關注。
據上述動物實驗從業人員介紹，以他多年的工作經驗來看，動物實驗學科一直被視作邊緣學科，“這意味著人員的邊緣化、地位的邊緣化和收入的邊緣化”。
他表示，如今在許多高校和研究所內，動物實驗室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它性質上雖然是事業單位，卻按照企業的模式運營，需要完成一定的工作指標。
企業化運營，卻又歸于事業單位管理，大多動物實驗室的工作人員一邊“自負盈虧”忙著創收，一邊拿著“死工資”過活，這將動物實驗室這類技術支撐單位面臨的管理困境暴露無遺。
鑒于此，采訪中多位科研人員向記者表示，以復旦大學的案例來看，敖紅和黃愛民自我約束力差不容置疑，但也應當在科研體制完善方面有所反思。
據長期關注科研經費管理的國家自然基金委員會政策局研究員龔旭介紹：“科研經費中不存在對勞動力的補償機制，也沒有根本性辦法來進行核算，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因而，有專家表示，相關部門應考慮從業人員的實際需求，尊重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并安排適度的獎勵機制，給技術支撐體系人員創造環境實現自我價值。
科研經費：管理嚴如“防賊”
敖紅、黃愛民案件，不禁讓人思索是否我們的科研經費管理過于松懈，才會讓他們有機可乘，但記者在調查中得到的一線科研工作人員的反饋卻恰恰相反。
以實驗動物部門為例，據上述匿名者介紹，實驗動物部門每年交易額非常大，例如動物飼料這類物品，無法實現如固定資產一般一一核查，所以一旦監管不嚴密，很容易產生“貓膩”。因而每一項交易幾乎都要經過領導和下屬部門逐級簽字審核。
不過，繁復的手續似乎并未成功遏制如敖紅、黃愛民等人膨脹的欲望，卻引來了科研工作人員對科研經費“管理太死”“手續嚴格到煩人”的種種不滿與詬病。
“雖然國家對于勞務費用具體比例未作出嚴格限制，但高校或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的直觀感受仍然是現在科研經費管得特別死。”龔旭在采訪中告訴記者。
據另一不具名的科研工作者透露，嚴格的科研監管手續讓他感覺“科研人員像賊一樣被盯著”。但為何仍有人能從管理中找到漏洞？對此，該科研工作者解釋稱，再嚴格的制度都需要人來執行，“如果不做好自我約束，都是白搭”。
如此看來，科研經費管理一方面未堵住腐敗滋生的漏洞，一方面卻又成為一線科研工作者的束縛。科研經費管理的松與緊究竟該如何把握，才能在防止腐敗與支撐科研之間找到平衡？
事實上，龔旭幾年前就曾指出我國科研經費管理中所存在的3大問題：成本核算、管理配套和專業監管。
如今，上述問題依然存在，其中成本核算和管理配套方面并未獲得明顯改觀，而專業監管方面雖有改進，卻引發了新問題：過于剛性的規定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影響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而解決的關鍵則在于，對科研人員的勞動價值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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