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冠狀病毒RaTG13基因組的同源性和新冠病毒達到96.2%，但它在結合受體的關鍵區域（RBD區）上，氨基酸同源性僅為89.3%，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感染能力非常弱。”

在7月22日舉行的聚焦新冠病毒溯源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科技部副部長徐南平對比了兩組數據。從海關截獲的走私穿山甲中檢測到另一組冠狀病毒數據顯示，盡管其和新冠病毒基因組同源性僅有92.4%，但氨基酸同源性卻高達96.9%。

“應該認識到溯源工作本質上是一個科學問題。”徐南平指出，“只有沿著科學的道路堅定信心，以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科學的事實，開展科學溯源，才有可能最終揭開真相。”

此次會議上，多位專家基于各個方面的科學證據指出，新冠病毒實驗室引入“極不可能”。他們建議下一步動物溯源應作為重點方向和領域，并對冷鏈傳播開展進一步調查研究。

由實驗室引入“極不可能”

今年3月30日，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國部分的聯合研究報告”中，中國—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專家組（以下簡稱聯合專家組）得出結論：蝙蝠和穿山甲中發現的與新冠病毒關系最密切的冠狀病毒，從序列來看是和新冠病毒同源性最高，但這些病毒仍然不足以證明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

結合臨床流行病學、動物和環境檢測等各個方面的研究結果，聯合專家組最終確定了病毒出現途徑的4種可能性：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較可能”；通過中間宿主引入是“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過冷鏈傳入是“可能”的，如在去年各地的一些散發疫情中陸續發現冷鏈傳播有可能引入病毒；最后，實驗室引入“極不可能”。

對此，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今年3月WHO的發布的報告使“全球的溯源研究有了良好的開端”。然而，7月15日該組織發布的關于第二階段的病毒溯源計劃卻讓他感到“十分吃驚”。

“這個計劃里面將‘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造成病毒泄漏’這個假設作為研究重點之一。”他表示，這透露出的對常識的不尊重和對科學的傲慢態度。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這已經成為學術界的普遍共識。”中科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主任、武漢病毒所研究員袁志明在發布會上說。單以今年7月為例，全球就有許多科學家支持這一觀點。

例如，7月5日，24名國際知名專家再次在《柳葉刀》上發表論文指出，目前沒有任何的科學證據支持新冠病毒從中國實驗室泄漏的理論；7月7日，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的這些科學家，在歐洲科學數據共享平臺Zenodo上發表預印本文章，指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新冠病毒來自于武漢實驗室”；7月16日，22名中外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生命科學》（英文版）聯合刊發論文，運用經典的進化理論方法，有力論證了新冠病毒只可能來自于自然，用科學的證據駁斥了“實驗室泄漏”的陰謀論。

袁志明強調，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漢病毒研究所沒有接觸、保藏和研究過新冠病毒；武漢病毒研究所從來沒有設計、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目前為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職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那么哪里來的因為違反實驗室規程導致的病毒泄漏呢？所以（WHO）這種提法，既違反常識也違背科學規律。”曾益新說。他認為第二階段病毒溯源應該在第一階段病毒溯源的基礎上來延伸，以WHA73.1號決議作為指引，經過成員國充分討論磋商后開展。

動物溯源、冷鏈傳播是進一步研究重點

今年3月，WHO第一階段的報告指出，在動物源性的引入途徑，尤其是從自然宿主到中間宿主再到人，是從“比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為此，此次會議上，聯合專家組中方組長梁萬年特別建議，今后應該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把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在這個方向。

事實上，中國科學家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大量工作。

梁萬年指出，今年年初，聯合專家組到武漢現場工作時，中國方面已經展示了對市場動物的檢測情況，包括對相關市場動物上游的養殖場也進行了全面追溯，都沒有發現陽性情況。進一步擴大范圍對2018年到2020年全國31個省份采集了38000多份家畜家禽樣本41000多份野生動物的樣本進行病毒抗體或者核酸檢測，也是如此。

在蝙蝠研究中，他表示，中國科學家也做了大量研究，采集了大量樣本。這些研究找到了與新冠病毒比較相似的病毒，但并沒有從中國大量的蝙蝠標本中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

下一步，梁萬年表示，動物溯源還是應該作為重點方向和重點領域，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其中病原體自然進化的過程最值得關注，不僅僅要考慮蝙蝠這一類野生動物，還要對中間相關的，比如穿山甲、貍類、貂類等，已經通過各國科學家研究所發現的攜帶或可能攜帶病原體的這些宿主的分布、可能的源頭來進行研究是。此外，對發生過疫情的一些市場，包括養殖場的上下游鏈條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也是有價值的。

與此同時，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北京協和醫學院校長、國家呼吸醫學中心主任王辰指出，冷鏈在傳染病傳播中的作用是一個值得充分重視的新現象。首先，從流行病學上已經發現了冷鏈和疾病流行的對應關系。如從北京新發地疫情和青島疫情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密切關聯。

其次，在病毒核酸的檢出上，冷鏈物品上核酸檢測是陽性的。特別是在青島疫情中，在冷鏈物品表面不但檢出了病毒核酸，而且分離和培養出了病毒，這證實了冷鏈物品表面是有活的病毒存在。

同時，他指出，在科學問題的探索上還有一個旁證——在“冷”的情況下和相對干燥的環境下，病毒的存活時間、保持感染性的時間比較長。因此，冷鏈傳播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發現的一個新的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而這個現象造成傳播的證據鏈相對比較完整。

為此，在進一步的病毒溯源過程中，他特別建議應當將冷鏈作為一個重點的溯源線索。“目前國際貿易背景下，全球各地人員和物品往來的情況下，冷鏈環境下人—物的傳播，加大了病原傳播的復雜性，特別值得進行調查和研究。”王辰說。

以科學態度開展科學溯源

“溯源工作本質上是一個科學問題，科學研究在溯源工作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徐南平說，疫情發生后，我國部署了五大科研方向，溯源是五大科研方向之一，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例如，在疫情剛發生的時候組織了全國科技力量，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野生動物、家禽家畜進行了病毒檢測，涉及到數十個物種，8萬多份樣品，沒有發現一例新冠病毒抗體或核酸陽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身邊的動物在實驗室里進行病毒的攻毒實驗，把這些動物按照易感染、不易感染或者不感染進行排隊，做到“心中有數”，知道動物溯源的主要方向。

同時還在分子溯源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通過與各國科學家的共同努力，溯源研究取得了積極進展。截至7月19日，中國與美國、英國等國外團隊聯合發表的溯源相關論文225篇，國內研究團隊發表論文352篇。依托國家生物信息中心，建立了全球共享的新冠病毒信息庫，截至7月19日，已收集分享全球范圍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253萬余條，為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近30萬用戶提供了服務。

“通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們進一步認識到，病毒溯源是一個科學難題，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徐南平表示，只有沿著科學的道路堅定信心，開展科學溯源，才有可能最終揭開真相。

隨著多國科學家對新冠病毒溯源的持續研究，梁萬年指出，已有多項研究結果表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現時間要早于先前的已知時間。如2019年11月，一位意大利女性的皮膚活檢多處發現新型冠狀病毒原位雜交反應性；2019年11月27日，在巴西一個市采集的廢水樣本中檢測到新冠病毒的遺傳物質；2019年12月13日-2020年1月17日，美國有9個州常規獻血存檔樣本新冠病毒檢測抗體有106份呈現陽性反應……“這也表明，武漢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界面的第一現場。”他說。

“溯源過程是如此復雜和多元，我們要‘真求起源’，就不要局限視野，而應當拓展視野。這是全球各地應當進行多點、多方位、立體溯源的重要的方向性問題。”王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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