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困境與出路的話題，一再引起中國知識界的熱烈討論，這彰顯出時下學人對中國社會科學繼承發展的憂慮。當今日中國再次面臨時代更迭、中西碰撞，社會問題紛繁復雜的局面，我們的社會科學能夠為國家發展帶來怎樣的思想啟示與決策參考？而社會政治環境又將如何影響學科建制？這些問題在今天顯得尤其重要。

在王海光先生發表于《文化縱橫》的這篇文章中，他深刻分析了行政化、官僚化如何使得當前學術研究走向劣質和平庸，為我們理解當前中國學術研究的種種問題提供了一個切入點，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王海光

學術界維系著人們知識傳承的慧命，本應是一個社會的道德良知和科學探索精神的象征。而近年來學術界弄虛作假的事情層出不窮，腐敗丑聞屢爆不鮮，不僅牽涉者官職大、學銜高，多有校長、主任、院士、博導之類的頭面人物，而且日趨年輕化，被揭露抄襲造假的學界新秀不斷，前仆后繼者絡繹不絕，足見其問題的嚴重性，已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

學府還是官府

學術腐敗是社會的一個根本性腐敗，社會影響惡劣不亞于官場腐敗，從斷人慧命、禍及子孫的意義上可能還更嚴重，理應遭到社會各界的嚴厲譴責。但細細推敲起來，學術腐敗之所以能發展到現在這樣的局面，并不能簡單地歸于某些個人的道德虧欠。學界的急功近利之人、剽竊謀名之徒古來有之，但像現在這樣明目張膽、理直氣壯的，倒真是舉世罕見。時常可見，有些剽竊者，明明被人捉了個正著，證據確鑿在案，但就是死不認賬，甚至還反咬一口，誣稱告發者是別有用心。“打假”，往往變成了“打架”的口水戰。寡廉鮮恥到這種程度，確讓學界蒙羞。但敢這樣做，又能這樣做的，往往都是在學界有個一官半職的家伙。問題的嚴重性也正在這里。

過去，雖然把知識分子當成政治異類，政治運動一來就整“臭老九”、“反動學術權威”，但在體制上對政治領導和業務領導還是有所區分的，所謂黨委（書記）領導下的校長（所長）負責制。學校科研單位的行政領導，一般還都是由專家學者擔任，黨政領導干部不管業務，也不伸手去撈學銜職稱。鄧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動請命主管教育科研，自己宣布要給專家教授們當好后勤部長。這是真正的政治家管教育、管科研。但是現在的情況則大不一樣了。一所高等學校的領導干部，無論是管黨群、管行政，還是管后勤，幾乎沒有不是教授、博導的。也就是說，教研人員所有的東西，領導們一應俱全。這又分有兩種情況，一是先有行政職務后有學銜職稱；二是先有學銜職稱后有行政職務。但在學術行政化上，兩者實則是殊途同歸。

從體制上講，學校、科研單位都從屬于行政部門，向學校安排干部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許多學校的黨政領導干部，包括許多著名學府在內，是從上級領導部門空降到學校，為的是解決他們的級別待遇問題。許多年來的所謂“專家治校”、“專家治所”的聲音，只是知識分子一廂情愿的心結而已。而現在已聽不大見這類聲音了，人們不再抱有希望。從學校講，以職務獲取職稱，以行政權力獲取學術資源的情況，現在有相當的普遍性。行政領導人能夠動用的資源和人脈關系，是其他教研人員無法企及的。領導可以傾全校之力爭取到項目，自任課題負責人，以此成為教授、博導的不乏其人。所以，有的學校就出現了沒一篇學術論文的博導、沒有教過一堂課的教授。從個人講，學校中搞行政的比搞學術的要實惠得多。只要是個“長”字號的，有點權、有點錢、套套關系、請人捉捉刀，一樣能得到學銜職稱，比坐冷板凳還更來得容易。所以有很多人讀完了博士，但并不以搞學術為職業前途，都要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甚至在有的名牌大學中，許多已在教研崗位工作的博士，紛紛脫離教師本業，要到行政后勤部門去競爭個科長、處長。從職業分類的道理上講，這些學校部門所謂的“長”，原本是學校職員。古今中外的學校，辦學靠的是教員，哪有靠職員的？已有一定學術訓練的青年教師，不當教員當職員，而且趨之若鶩，實在是利益使然。這也足以說明學校官本位的膨脹，使學府安心治學的氛圍逐漸消逝，已然有了官府的仕途氣象。

學術的劣質、扭曲與平庸

學府的行政化，也就是學術的官僚化，必然造成學術的劣質化，特別典型的是所謂“工程”學術。在“工程”學術大行其道的今天，盡管其工程質量是大有疑問的，卻是投資浩大，動輒是上百萬一本書。而能夠拿到這些“工程”的，自然是非學官莫屬了。凡是參與“工程”的人，也能夠分上一杯羹。領導領銜首席，大家分成包干，“排排坐，吃果果”，名利雙收，何樂不為。至于能夠做出來什么垃圾東西，大家都心知肚明。

學術官僚化最令人痛心疾首的，還不是上述這些問題，而是學術標準的扭曲。學術的官僚化，所對應的是學術權威的缺失，專業標準的淪落。韓愈《師說》有言，“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一直在做學術的尚且如此，遑論只做了半截子學問，或根本沒有做過學問的學術官僚了，他們哪能知道術業的精微？讓學術官僚制定學術評價體系，無異是讓非專業人士制定專業標準，只能是把學術活動指標化。這種指標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比較的只是數量的多少，卻難以衡量質量的高低。當前各個學校研究單位的學術標準規定，無非是在哪一級的刊物上發表了多少篇文章，出了幾部專著。且不說這些刊物的規定種類是否合理，就是質量較高的專業刊物也并非學界的同仁刊物，學術立場也是很有些折扣的，在厚幣謙詞的公關下，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差強人意的關系稿、人情稿。至于出書，在現在的出版條件下，就更容易了，只要有錢到位就行。真正發表起來比較困難的，往往反倒是那些打破了陳見舊說、觸及到某些敏感問題的真實性研究。諸如關于中國當代史某些領域、某些人物的研究，當前某些社會問題的研究，凡是與傳統說法不一致的，學術成果都很難發表。這樣，在政治化和指標化的雙重壓力下，既不能觸雷，又要完成任務，真正的學術研究難以正常開展，只能走平庸主義路線——政治上跟著主旋律走，學術上跟著指標走。學術研究的平庸化，必然造成知識的平質化。舉目望去，當前大量充斥學界的是沿襲陳說的“著作”，抱殘守缺的偽問題研究，大同小異的雷同之作。這類東西，只有指標的意義，評職稱的意義，沒有知識的價值。如果拋開道德評判，雷同與抄襲，在知識的層面上，也就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區別。

學問之道，非學問之人難知個中三昧。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疊加。學術活動是人類探求真知的活動，是復雜勞動中最復雜的創造性勞動，很難用簡單勞動疊加的數量公式來測算其真實價值。試想，如果將一個著作等身的職業寫手與述而不作的飽學之士相比論，一是商業化寫作，一是學術性研究，根本沒有質的可比性。做一篇原創性和開拓性的學術論文，所需要的知識儲備、所下的研究功夫，絕非是搞幾部東拼西湊的專著能比的。還有的學者，皓首窮經，不著文字，只留下幾部研究手稿，但卻為人類的知識寶庫提供了積累價值。這就更難評價了。所以，學術的價值，只能是學界自明、業界自評，無法用硬性指標量化出來。但從另一方面講，在行政化的學術體制下，評審者缺乏應有的知識眼界和學術立場，在學術上較不起真來，不采取這樣的指標化管理，又當何如？如果當年學界按照現在的標準，可以說，自學成家的梁漱溟、學貫中西的史學大師陳寅格等等著名前輩學者，都會被拒之門外的。

學界的行政化導向，必然要混亂學術標準，帶來知識的劣質化。時常可見這樣的專家，渾身披掛了各種學術頭銜，經常出沒于官學兩道，但張嘴除了套話、空話，就是硬傷百出的錯話。如果盤查他們底細，實在是沒有做過一件在學界立得住的原創性學術研究。盡管他們是不能被學界引為同道的學人，卻是符合指標化數量管理標準的“雷”人，大都能列出一些人們熟視無睹的“科研”成果。這些人物能成為“專家”，正是當前學術評價體系的導向使然。

有許多學者批評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是“逼良為娼”，違背學術規律。現在還要看到它的繼續，為娼還要逼良，要制造出一個平庸的多數，集體排斥那些出類拔萃之輩。如果對當前學界的腐敗問題做進一步考察，可以看到，能夠被公示于眾的“剽”客還是少數，更多的還是這些從事偽命題寫作、低水平重復勞動的“雷”人。這可能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腐敗，即一個社會的知識機理的敗壞。這是比少數人的學術行為不端更嚴重，也更可怕的事情。

學術剽竊和弄虛作假，是任何地方都會發生的事情。但能夠形成一個社會性的腐敗問題，只有在學術的獨立性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學界的行政化和學術的官僚化，會造就一批以官取學、以學謀官的官學兩棲動物；會用一種平質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把學術標準演繹成人際關系的交易；會讓不學有術的投機鉆營者占據了學界要津，把學界變成濫竽充數者渾水摸魚的江湖，使平庸排擠了高明，劣幣驅除了良幣。如果學術不能履行我們薪火傳承、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文化理想，長此下去，我們將憑什么來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即使富甲天下，也不過是一群西服革履滿口粗俗的暴發戶，提供不了生命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

本文刊于《文化縱橫》2010年6月號，原標題：“劣質學術的生產機制”。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