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周志強

南開大學教授

閆月勤

西南交通大學教授

鄭志剛

華僑大學教授

喻海良

中南大學教授

楊英銳

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終身教授

回顧2017年，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

程方平：2017年，已有多個省份在終身學習方面立法，這是一個很值得鼓勵和提倡的行為。過去都是國家統一立法，黨的十八大、黨的十九大鼓勵地方因地制宜推進改革，地方通過立法為改革開辟了更好的前景。同時，義務教育發展至今日有兩個問題——公立學校教師還不確定為公務員，學校法遲遲不出臺，這嚴重制約了中國教育的發展和學校教育質量的普遍提高。我在從事這方面研究的過程中，感到既有喜也有憂。雖然黨的十九大描繪的教育前景令人鼓舞，但是我們還要作出更積極的探索。同樣的問題，其他國家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解決，如今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迫切解決這一問題的時候。

周志強：我覺得這一年來我最大的收獲，是在美國的SSCI雜志《文化研究》上發表了關于介紹文藝學這個學科在中國發展基本狀況的論文，因為這是我們這個學科第一次在國際期刊上，向海外介紹中國的學術研究成就。而且我也在論文中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并得到了海外學者的回應。

論文主要內容是關于中國大陸文化研究三十年的基本發展狀況、面臨的基本問題以及未來有可能出現的一些基本命題。國際回應主要是，有日本學者邀請我們參與他們的文化研究活動；美國學者讀過論文之后，覺得我們可以與美國文化研究的一些問題進行對話。

同時，我在文藝學這個學科領域也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吸引了七十多位海內外學者參加。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件事是對中國大陸這幾十年文化研究成績的一種呼應，也是在一定學科領域當中形成對話的很好證明。

這些年來，無論是文藝學這個學科，還是其他人文學科，都有一種跟著西方理論和思想跑的趨勢。我想，今年向全球發布關于中國大陸文化研究成果的論文和召開的這次國際會議，都從一個側面說明，當前我們自己的學術研究、人文社科研究是有一定發展的，我們正在從中國向西方學，慢慢地進入一個中西理論的對話期，這個時代其實已經到來了。

鄭志剛：在2017年中，我認為自己最大的收獲是可以更加專注于自己喜歡的科研工作，并享受科研合作和科研成果帶來的樂趣。在2015年底，我從北京師范大學來到了華僑大學工作，這對于已經過了45歲的科研工作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變動，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狀態和工作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來到華僑大學調動了我的熱情。剛進入華僑大學時，我還沒有帶研究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外出合作研究就成為我的主要工作，這使得我與國內外同行的交流與合作超過以往，也刺激了我的研究激情。來到廈門以后，我已經與學生和同行合作發表了20多篇論文，并有一本專著出版，還有一本即將交稿。

閆月勤：我在2017年最大的收獲是和所在團隊同事們一起為學校國際化戰略實施做成了3件事：一項學術產品——“大學國際化水平排名”；一個特色學術研究平臺——“國際學術組織研究中心”；一張學術名片——“大學國家化發展國際論壇（峨眉）”。

2013年，我所在團隊結合大學國際化評價研究發布了“大學國際化水平排名”，受到國家有關部委主管部門、主流媒體、各個高等學校高度重視，截至今年已經成功發布5年，為促進我國大學國際化健康發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形成了西南交通大學一項品牌學術產品。

自2015年起，3年來團隊接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國際部委托開展了國際學術組織研究，研究成果受到中國科協領導高度認可。為了適應新時期國際治理需要，今年學校特別成立了“國際學術組織研究中心”這樣一個特色學術研究平臺。

此外，為了助力學校峨眉校區高端國際教育園區建設，自2015年起，我校在峨眉校區舉辦了“大學國際化發展國際論壇”，至今已經成功舉辦了三屆。除我國教育、科技、外事主管部門領導和學者出席外，每年都有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學者參加論壇，與我們一起暢談教育國際化發展。如今，該論壇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已經成為學校的一張學術名片。

喻海良：今年是我回國工作的第一年。2017年我最大的收獲是在年末的時候，我的第一臺實驗設備即將進行改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樣在2018年我就可以加足馬力，在自己的實驗室里面更好地開展研究工作。

楊英銳：2016-2017學年，我學術輪休，主要時間在國內。在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加上秋季在美國倫斯勒理工學院，我一共講了七門課。我的課都是圍繞著兩門相關聯的新學問，即經濟力學和心智力學。這個新領域是我大約從2004年開始研究的，到今年也有十多年了。但2017年是我感受學問最為融會與貫通的一年，這應該得益于不斷的學習與思考。經濟力學是經濟學與認知科學的整合理論。心智力學是將邏輯與推理心理學，決策論與決策心理學，博弈論與行為主義博弈論整合為動力學系統的理論。經濟力學和心智力學都是以當代理論物理標準模型，尤其是規范場論與希格斯機制，作為概念化和模型化的邏輯引領。要想做這種大規模整合動力學系統的基本理論，融會貫通相關學科的概念體系和模型方法及其使用的數學工具，專心學習和仔細思考是不二法門。

今年我在原來研究的基礎上，又反復精讀了幾本量子場論的教科書，不惜時間和精力，有點像閉關修煉。再在課堂上將自己新近所學和思考不斷融入講課內容，越講越通。所收獲的是經濟力學和心智力學這兩門學問越來越成熟了。

我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在基本理論方面，屬于基礎研究。但這一年來我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在行為主義金融學領域作了相當規模的田野研究，向這方面的專家們學習，這對經濟力學發展很有幫助，豐富了其內容。其收獲超出我最初的計劃。

這一年中，您在教學或科研上遇到的最煩心的事是什么？

程方平：在我看來，在如今的無紙化、大數據辦公帶來便捷和規范的同時，其帶來的形式主義、科學主義、數據主義也令人煩惱，做科研填表的時候會遇到這些尷尬的事。另外，以字數論文章價值，字多則價值高，反之則價值低。以此論，過去經典的千字文就沒有價值了。光看數字論高下就成為了數字主義。大數據固然對復雜研究有所幫助，但其前提是要保證數據的可靠性，并不是數據多了就更有用，有時反倒會增加信息垃圾。高校一方面把工作做細需要數據化，另一方面還需要哲學方法和管理經驗的支撐，才能找到問題、解決問題。

學術期刊自負盈虧之后，買版面、買書號等現象猖獗，不問科研價值高低，只問在何處發表，這一“假學術標準”嚴重扭曲了科研、教學的價值。我呼吁了多年，看一個人的科研是否有價值，要看有沒有提出可行的、創新的思路。然而，這類不良傾向非但沒有剎車，還已極端到唯外國雜志發表是舉的地步。過去我們考察論文的價值，而現在附加了很多硬性要求，如在什么級別刊物發表多少篇文章，雜志變成了權威，學術本身反倒不受關注。這一問題讓人揪心。

周志強：談到教學當中最煩心的事是很多教學活動都需要自己去付出時間、精力，甚至還要自己拿錢去支持。學校雖然很重視教學，但在很多教學活動、項目的經費支持上還比較單薄。我帶著學生到海外去參加學術會議，費用恐怕就要自己來出，這讓人寒心。我覺得，重視教育，就應該讓教學經費再足一點、多元一點、廣泛一點。

科研方面最讓我煩心的事，簡單來說，就是我國對科研的管理越來越多地采用一些行政辦法。管理科學隊伍卻采取管理行政人才的辦法，這就增加了無數煩惱。很多表格要填，各種事情要說明，各種考核、各種報銷制度，甚至出國交流都要辦理各種手續，就像官員一樣。事實上，學者出國是進行學術交流，和官員出國應該采用不同的管理制度。所以，我在科研方面比較煩惱的是目前高校缺乏一套科學的、適合科研管理的制度和體系。

鄭志剛：最讓我煩心的事情莫過于科研經費和項目的申請、使用。一方面，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寫本子申請項目，雖然這促使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調研同行的工作，但更多的是花費很多精力協調許多非學術因素；另一方面，已經有經費的項目，其花費卻成了問題，設備購置手續煩瑣，校內對政采管理過死，因此，即便有了經費，煩惱依然。

閆月勤：要用一句話形容我2017年的煩惱，那就是時間不夠用。在這一年中，我總感到時間很緊迫，有些課題沒有做得更好，所有研究都沒有時間使成果物化——寫出論文發表或者出版學術著作、經常需要加班，許多高質量的學術會議不能參加、沒有時間去深入調研等等，時間飛逝，總覺得不夠用。

喻海良：我在科研上最煩心的事情在于團隊成員上的不足。在我回國之前，學校在9月份已經完成了下一年度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資格評定。因而，在今年年初的博士生和碩士生招生過程中，由于“資格”受限，沒能快速地發展團隊。當然，在學院的幫助下最終招收了一名博士生，但感覺團隊人手不足。絕大部分像我這樣剛剛回國的年輕教師都是對自己有高要求的年輕PI，正處于最有沖勁、最敬業的時候，希望在發展上能夠得到學校的一些傾斜，這樣在和其他高校同輩們競爭的時候不至于輸在起跑線上。現在這些事情只能寄希望于2018年，學校能夠幫助我們多招收幾名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另外，當團隊打開局面后，我們也將努力招聘幾位科研助理，打破現在的困境。

楊英銳：學術創新既是令人興奮的事情，又要求知識的積累與沉思。可今天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學術界，一般來說，創新之心有余，創新之力不足。這大概是由于學者們疏于學習新知識和新領域而造成的。這在我看來，是過去相當一段時間以來，曾經有所學術建樹的學者們的通病，而且是世界范圍內的流行病，使得各學科的融合與基礎理論的發展處于一種亞健康狀態。人人都知道自己學科的瓶頸，卻不情愿正視。究其原因，部分是由對新理論的了解學術功力不足又不情愿下功夫補課而致。這就給學術交流帶來障礙，久而久之，會使學術生態退化。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20世紀的社會科學的模型化發展，主要還是在牛頓力學的框架下完成的，其局限性已是很多學者的共識。但如何向當代自然科學，尤其是向模型化水平領先的當代理論物理學習，以滿足社會科學整合提升的需要，既是社會科學家的使命，也應該是我們應有的情懷。在我看來，今天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社會科學家正逢其時，機遇難違。

記得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研究時，我的導師告誡過我，博士后的一個重要訓練就是正確對待被拒稿。如果要以學術為已任，就要在寫作、交流和講解自己學術思想和成果的過程中耐心改進，宣傳不懈，方為大家。我這一年為使經濟力學和心智力學為學術界熟悉，從了解到接受所作的努力，正是謹遵師囑。

回顧2017年，您最關注的高教話題是什么？對您有哪些影響？

程方平：今年恰逢中國人民大學建校80周年，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世界范圍內，一流大學的辦學背景是不一樣的，有基督教辦學、民間辦學、企業辦學等。在中國，研究好共產黨辦大學的規律是中國特有的經驗，也是中國經驗的重要部分。但是，辦大學除了關注政治，還要關注教育教學本身的規律。高校三大功能規定了高校發展的一些特點，其中，教學更是基礎中的基礎。”我通過文章呼吁，我國高校要注重教學研究、教學實踐。當下我國高校對教學研究的關注不如中小學，大學教師普遍認為有學問就能教好書，其實這是兩碼事。事實上，包括國外大學在內都在對教學研究作積極的探索。因此，在中國建設一流大學的過程中更要關注教學，特別要在教育教學中給教師、學生的發展留有自由探索的空間，否則創新難以實現。

周志強：2017年我最關注的話題還是黨的十九大，它對我的影響也很大。

一直以來，我對中國幾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十分認可，同時我也對過于重視市場效應而忽略了公平、忽略了貧富分化而感到擔憂。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忽略了社會公正的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實質上是面向新時代的政治宣言，是在發展了四十年之后，重申社會主義的公平、平等，對此我非常認可。因此，今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事件。

鄭志剛：2017年我最關注的話題是“雙一流”建設。我既關心目前所在的華僑大學的發展建設，也關注原來我的母校北京師范大學，特別是其物理學科的發展建設。“雙一流”無論對哪所高校和哪個學科來講都是契機，但不同的做法最終導致的結果卻完全不同。近兩年“雙一流”建設才剛剛開始，而各個高校的高層次人才“搶奪”大戰已經白熱化。如今新人輩出，后浪推前浪，而我現在要做的就是享受科研，享受發現，在這一點上，我可能比年輕一輩人要做得更好，畢竟他們才剛剛起步，生活、科研和教學都需要若干年才能有所斬獲，壓力也會比我大得多。

閆月勤：今年，黨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對高等教育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高等教育應該如何服務國家“一帶一路”是今年高等教育研究探討的重要議題。為此，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專門召開了有40余個國家參加的“一帶一路”教育對話會議，許多會議也都以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為主題。

為了探討高等教育如何服務“一帶一路”，并在服務國家倡議中提高辦學質量和辦學效益，我們籌備舉辦的峨眉國際論壇、四川省高教學會年會，都以高等教育如何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為主題，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研討，還專門邀請專家進行主題報告。我自身也極其關注這個熱點話題的有關資料，認真學習和思考，特別是結合自己工作的工科院校性質，以軌道交通為優勢學科的“雙一流”建設來思考，期望能夠理清我們這類大學如何助力中國高鐵走出去、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好地開展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喻海良：在2017年，我個人最關心的是國內高校青年教師的成長環境。

作為一個海外歸國人員，最關心的莫過于回國之后的發展空間。也因此，年輕教師的成長環境成為今年我最關心的話題，這也是對我們影響最大的話題。現在國內科技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有志青年已經回國、即將回國、準備回國、思考回國。如果我們這些已經回國的人員在國內能夠快速地發展，這將給身處國外、思考回國的人員起到一個榜樣的作用。另外，我們的快速成長，也意味著國內科技的快速成長。站在宏觀層面上講，國內高校青年教師快速發展，我國高校青年教師競爭力增強，正代表著我國科技、教育等實力得到快速發展，同時，這也將為我國高校快速實現“雙一流”建設添磚加瓦。

就個人感覺而言，國內青年教師目前處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佳時期，每一位年輕教師，只要有奮斗目標，只要肯努力，都將獲得施展的“舞臺”。我所在的中南大學針對優秀年輕教師設立了多種梯隊，如特聘教授、特聘副教授、國家級青年人才隊伍等。在這樣一種成長環境下，我樹立了短期目標、長期目標，期待未來能夠作出優異的成績。

楊英銳：今年12月初，我從美國趕到貴陽，參加由貴州民族大學承辦的第九屆中國認知科學年會暨第三屆中國與世界國際認知科學會議，擔任其學術委員會共同主席并作二次演講。演講題目分別為：《認知科學的引領之美，亞經濟沖動與意識及其量子色動力學模型》和《要理解量子—意識，都需要了解什么》。

使我震撼的是貴州民族大學在國內第一個創辦了以認知科學為名的學院：民族文化與認知科學學院，并于今年招收第一屆認知科學本科實驗班。此學院以清華大學教授蔡曙山為院長，他為認知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成熟長期努力奔波，功不可沒。據悉，今年教育部計劃將認知科學列入一級學科門類，這在我看來是中國教育界的一件值得世界關注的事情，為其助力，義不容辭。

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總結一下2017年，您會用哪個關鍵詞？為什么？

程方平：我的2017關鍵詞是“務實”。高等教育不能只是仰望星空，還要腳踏實地。如果只是唱高調，而不躬行實踐，沒有如履薄冰的緊迫感、危機感，那么我們很難在科學研究上有發明創造，也很難在教育教學上為人類作出應有的貢獻。這是作風、學風問題，也是一種文化。

周志強：我會選擇“忙”來作為我的2017關鍵詞。

今年學校里的教學工作比較繁忙，各種會議比較多，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瑣事不得不處理。而且，我覺得這一年來，我不僅要面對科研的壓力，同時也要面對教學的壓力，雖然自己也想取得好的成績，但是各方面壓力的存在，讓“忙”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我現在的一種生活狀態。

鄭志剛：“奔跑”這個詞是我最喜歡的，也是我2017年的關鍵詞。自2014年至今，我養成了夜跑的習慣，每1~2天都會有一次5~10公里的夜跑。喜歡跑步的人，大多是能堅持、有毅力的人。這一點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在工作上，都是適用的。科學研究是我一生的興趣和愛好，無關退休或在職。科學研究就是在科學的道路上“奔跑”。當別人已經進入夢鄉的時候，也許我還在燈下苦讀、計算、冥思，這是興趣和毅力的雙重驅動，缺一不可。在此意義上，奔跑既是我的日常生活，也是我科學研究的日常生活，我很喜歡。

閆月勤：“做成做優”是我們2017年的關鍵詞。因為我所在的大學研究發布的“大學國際化水平排名”已經成功發布5年，而今年我們的“國際學術組織研究中心”也成立了，“大學國際化發展國際論壇（峨眉）”更是連續成功舉辦了三屆。這三項學術品牌產品、特色學術平臺、學術名片都做得很成功，今后所需要的就是下功夫把它們做強做優。

喻海良：如果用一個詞來總結2017年，我覺得是“發展”。

第一個是“發展機遇”。回國之后，國內正在抓緊建設“雙一流”高校，這對于我們“海歸”青年教師來講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所有高校都渴望作出好成績，只要老師們努力抓住這個機遇，大家都是能夠有所作為的。

第二個是“發展意愿”。在過去的一年間，我和身邊的很多年輕教師進行了交流，從他們身上能夠感受到“熱血沸騰”，感受到他們強烈的“發展意愿”。當大家都想做事的時候，離我們真正把事情做好就不遠了。

第三個是我個人現在處于“發展”的階段。回國工作一年中，一切都是從零開始。在過去的一年里，從回國后招收第一名學生、購買第一臺設備、申請第一個發明專利、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撰寫第一本專著……里面都傾注著開拓者的汗水，也是我“發展”的痕跡。當然，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楊英銳：總結我的2017年，我最想說的就是“學問深處最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