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高雅麗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這樣的肺腑之言，出自一位年輕人之口。
為了這個信念，從1961年起，他毫不猶豫地服從國家分配，28年隱姓埋名，換來沙漠腹地的一聲驚天“雷鳴”。
當時的這位年輕人，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于敏。2019年1月16日13時35分，于敏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301醫院逝世，享年93歲。
“于敏先生是中華大地上成長起來的非常杰出的物理學家，他一直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也是我們身邊聰慧而親切的師長。”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對《中國科學報》說。
氫彈第一功臣
1964年底，杜祥琬從莫斯科回國，進入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工作。在這里，杜祥琬結識了于敏，與他共同工作、學習55年。
當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已經成功爆炸，研究重心轉移到了氫彈原理。1965年9月到次年1月，于敏帶領部分科研人員在上海華東計算所，突破了氫彈的設計原理，提出了一套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設計方案。
杜祥琬說：“在計算過程當中，于敏先生很敏銳地發現了氫彈的設計原理。他立即給理論部主任鄧稼先打電話說，我們抓住‘牛鼻子’了！”
1966年12月28日，首次氫彈原理試驗在羅布泊核試驗場展開。杜祥琬告訴記者，當時考慮的是要做不失氫彈特征但要減小威力的試驗。“試驗中有兩個速報任務，當于敏先生聽到關鍵的數據后便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1967年6月17日，氫彈研制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于敏曾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氫彈試驗成功，我國僅用了兩年零八個月。“于敏雖然不贊成‘氫彈之父’這種說法，但公正地說，他是氫彈的第一功臣。”杜祥琬表示。
國家利益至上
1986年初，當國際氣氛越來越緊張的時候，鄧稼先和于敏預料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要全面禁止核試驗。于是，他們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國核試驗的建議。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于敏突破關鍵技術，使我國核武器技術發展邁上了一個新臺階，為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1988年，于敏與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書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建議加速發展我國慣性約束聚變研究，并將它列入我國高技術發展計劃，使我國的慣性聚變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于敏一生熱愛祖國，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他兩次毅然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作為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錢三強曾評價他的工作“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諾貝爾獎得主、核物理學家玻爾訪華時，亦稱贊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
良師益友
于敏不僅是一位好的科學家，也是關心年輕人的好師長。
在杜祥琬的記憶中，“緊皺眉頭”是在于敏臉上最�？吹降谋砬椤�“他總是不斷地思考問題，1975年我負責重新組建中子物理學研究室，于敏經常到基層來，甚至到組里找到負責工作的同志討論非常具體的業務問題。”
曾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長的中科院院士胡仁宇說，自己從事科研幾十年，遇到了不少老師、同事和朋友。而在這些人當中，于敏是對他幫助最大、影響最深的人之一，是他的良師益友。“這是我一生中有幸碰到的‘機遇’之一。”
于敏用“求是科技基金會”100萬元獎金，除了上交萬元特殊黨費，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設立了“于敏數理獎勵基金”，鼓勵青年人從事科學研究。
1980年，于敏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99年，他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015年1月，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在2018年召開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于敏被授予改革先鋒獎章。
于敏曾對記者說，“核武器最終會被銷毀”。對于傾注一生心血的事業，他更希望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永遠生活在和平的環境里。
“于敏一直是這樣的風格，生活上的困難、工作上的困難他都不在意，關鍵是能把事情干成。當我承擔領導工作時，于敏囑咐我要‘由微觀進入宏觀，再由宏觀駕馭微觀’，他的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里。”杜祥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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