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的抱怨成了營銷號的一門生意。

一、預備中產階層的憤懣

今年九月份開始的這一輪房價暴漲有意思的地方是產生了有別于以往的社會情緒，就是“預備中產階層”的絕望感，以往這種絕望是以自嘲、調侃的性質隱晦表達的，而這次則變成了一種公然的清醒的群體性絕望，并且徹底告別了對房市崩潰的幻想，認清了今日中國資本化和階層固化的現實。投射在輿論場上，就是微信朋友圈里關于985、211畢業生生存處境的幾個100000+，包括《一個非典型985畢業生的大學簡史》、《我上了985、211，才發現自己一無所有》，這幾個文本從個人生活史的角度構筑了“預備中產階層”的社會史，可以當做后人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某一群體社會情緒轉折點的原始文本。

“預備中產階層”是我自己發明的一個概念，其特征是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985、211畢業生），在大眾媒體時代掌握知識和話語權，卻沒有相應的經濟支撐（焦點在房產）的青年群體，他們對中產階層生活方式進行模仿，對大資本控制展現批判精神，對底層表達儀式性同情。而今天彌漫在這批青年中的不滿，是因為預備中產“轉正”為中產階層的渠道被凝滯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面臨的一直是“后發展問題”，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埋頭趕超就行了。通過積極融入全球化和打開中國市場，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有了后來的經濟趕超。

但這兩年我們開始面臨了中國經濟后進發展的拐點，“后發展問題”變成了“發展后問題”，發展后怎么辦？一方面是高速的經濟發展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是老的改革紅利被瓜分完全，大家都在保護自己拿到的那點東西，這就形成了固化的結構。

而最近985、211年輕人的牢騷是“發展后問題”的一個表征。這種群體性憤懣首先表現為縱向上的“轉正”路徑斷裂，通俗而言，一樣的智力和能力，十年前咬咬牙努力一把，也能在北京、上海等超一線城市擁有體面的生活，十年后發現不行了，憑什么？這里其實已經蘊含了中產和預備中產的對立可能性，十年前轉正的中產階層如今可能成為反對異地高考的主力軍，他們實質上的反對的對象是誰呢？

橫亙在中產階層和預備中產階層之間的，并不僅僅是縱向時差上的鴻溝，也包括橫向同齡人對比產生的落差。 985、211較之普通院校，出身中產家庭的學生比例是可觀的，因為今天的教育體制，包括以自主招生為代表的弱化高考運動，乃至高考本身，都開始向中產階層傾斜。 而當出身工農家庭的學生以更高的天資，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好不容易和中產家庭的孩子坐在同一課堂里的時候，才發現即便闖過了高考這一關，苦讀十二年也不能改變命運，社會流動機制背信棄義，這也是為什么985、211學生的幻滅感尤為強烈。縱向的鴻溝僅僅讓人遺憾沒能早生幾年，而橫向的你和你同桌之間的差距則直接激發了心理失衡感。

“轉正”機制失靈了，超一線城市的中產階層和預備中產階層之間立起了兩道柵欄：戶口和房產。如果中國房市崩潰，北京戶口制度取消，受損程度最嚴重的是哪一批人？中產階層。所以在社會流動性問題上，中產階層已成為現存社會結構及其價值理念最堅定的維護者，當預備中產階層絕望后，也是這套東西最堅決的反對者。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么我們可以預見到，未來可能出現預備中產階層和中產階層在輿論場上的對沖。

于是，預備中產階層和他的出身中產的同學、早幾年畢業的學長發生了分化。由此岔開去說，這種群體性憤懣導致今天大學內部的政治氣候變化，十年前大學生的主流信仰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而今天，青年群體中的左派開始展開對資本的批判，今年七月份，趙薇事件中“資本操縱輿論”的指責即是一種表現。

二、北京焦慮被放大為中國問題

然而，這種對階層固化的憤怒很快被營銷號收編，如法炮制，批量生產，年輕人的抱怨成了營銷號的一門生意。隨后話題又被轉化為985、211學生到底該不該抱有那點可笑的自負，出現了一批揶揄嘲諷的駁文，很快把那點可憐的反抗意識消解殆盡，文化工業在大家無意識的過程中完成了對反抗的消解。

今天預備中產階層的憤懣似乎成為嚴峻的社會問題之一，大眾傳媒和文化工業是我們理解這個現象的入口。

在和中文系一位同學胡珉瑞的討論中，他這樣說：

“一定程度上預備中產階層的焦慮是被傳媒放大的。無論從原因還是過程來看都是如此。房價的上漲，通過直接經驗作用于大學生是不可能的。媒體在社會情緒的醞釀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當下全國樓市一面是二三線城市在艱難去庫存，另一面是1.5線以上的城市瘋漲，對于全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來說，前者更為可怕，而后者的聲音則更大，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從過程上來看，預備中產階層轉正的艱難不僅存在于當下。早在我們父輩的時代，工作都是分配，順利留在大城市并且順利成為中產的比例較當代只少不多。但是當代青年卻更能表達出這種焦慮。不能否認資本蔓延的時代，要打破階層壁壘的難度正在增大。但是這背后也有資訊發達，致使預備中產階層，或者是在這個時代根本無法成為中產的人盲目追求更高階層的生活。

“在這種焦慮的表達過程中，真正底層的聲音被忽略，常常形成一種中國問題就是北京問題的錯覺。傳媒和知識被掌控，導致社會問題在公眾視野里被扁平化。事實上，將北京置于整個中國來看，它仍然是幸運的。北京之所以能焦慮，同樣是交通和資訊發展的結果，讓無數人站在這里，試圖拋棄身后的中國，瞭望新的中國。”

三、時代生活理想的單調化

而以大眾傳媒為入口，我們也能理解很多其他問題。

在預備中產階層的焦慮中，除了拿不到戶口、買不起房，出鏡率最高的就是找不著對象。畢業以后，我們遺憾地失去了“窮學生也可找個女友在月下散步，慢慢也會生出感情來”的特權，甚至在畢業之前，就開始面對殘酷的婚戀市場。

盡管每一個時代，都有優勢男性通過地位和財富攫取性權力，其他人安分地在自身的階層內婚喪嫁娶，但我們在文學藝術中發明了愛情，在想象中抹平階層鴻溝。現代社會許下自由的承諾，在社會流動性充足的時代，階層躍遷和自由戀愛可以被同時實現，那時候鯉魚躍龍門是可期許的，鳳凰男也還未被污名化。同一時期文化工業批量生產自由戀愛的神話，不僅僅是為了遮蔽階層鴻溝，而是社會結構和社會心理的反映。

而到了這個預備轉正渠道被凝滯的時代，文化工業發現再給人不切實際的幻想將威脅日益固化的結構，于是開始向古代世界尋找智慧，門當戶對重新成為中產階層的戀愛共識，在朋友圈被大言不慚地宣揚。為了不顯得那么赤裸，會加上定語“精神上的”或者改用“勢均力敵”這樣隱晦的說法，但并不能改變其本質。它仍會扭扭捏捏地說金錢買不到愛情，但中產主導的影視作品中被人推崇的容貌、打扮、教養、氣質、視野，本質上仍是階層生活方式的衍生品。愛情被置換為消費，消費能力依靠的是階層，以“斬男色”命名的口紅經濟開始席卷朋友圈就是一個例證。

富足而善良的中產階層蜷縮在美麗新世界中，當消費不能饜足他們的精神，現代迷信，牛鬼蛇神，比如已傳為笑談的朝陽仁波切，開始粉墨登場。尼采在百年前就厭棄這些軟弱、庸碌的“最后之人”，然而他們何以成為一個社會的生活理想？

如我的同學所言，只占據人口百分之十幾的中產階層和預備中產階層掌控了傳媒和知識。借由文化工業的布道，他們的生活方式成了現代生活的樣板，旅行、美食、攝影、咖啡廳、馬拉松……傳媒桎梏了我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讓“根本無法成為中產的人盲目追求‘更高’階層的生活。”同時，占據人口多數的工農在傳媒中被邊緣化被放逐，他們只能以快手里的底層、凋敝的農村、赤貧的下崗工人等面目返場，滿足中產階層的儀式性同情，還有暗自慶幸。

傳媒對大都市以外生活狀態的呈現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它引導預備精英涌入單一選擇，這不僅是經濟上的誘引，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殖民，關于大都市平臺、機遇、人脈、眼界、生活方式的神話被建立，小城小鎮鄉村生活成了落后封閉的符號，回不去的精英身后是荒頹的故鄉。

一部關于回鄉創業或基層選調的青春片，并不能獲得文化工業資本和傳播技術的加持，因為它不符合市場和消費的邏輯，只能依靠政府吭哧吭哧投入行政經費，生產一些備受中產階層嘲諷的土鱉產品。今天的文化工業里只有一種理想青春，那是何以笙簫默里的青春，主角連名字都比你更具詩情。當現實社會的憤懣和沖突日漸凸顯，影視作品和朋友圈卻霧渙風月了階層。

四、馬克思和韋伯的對抗

最后，讓我們先回到馬克思和韋伯的經典教導中。

馬克思是根據生產資料所有制劃分階級的，那里沒有中產階級，只有小資產階級，指的是擁有少量生產資料，不事剝削也不被人剝削的知識分子、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等。擁有房產的中產本是小資，可能也背負著房貸，但一線城市的房價暴漲是以榨取全國范圍內的人才、資本和資源為基礎的，房產增值是一種剝削。985、211畢業生穿梭在城市寫字樓，錯覺自己有別于在田間工廠勞作的父輩，有別于富士康寫下“眼睜睜看著它在你懷里/被日夜打磨，沖壓，拋光”的同輩。

階級理論所要處理的是人在經濟秩序中所處的位置，韋伯并不認同經濟決定論，他用“地位”置換了馬克思的“階級”，認為真正劃分社會群體的不是所有制，而是共同的生活風格和社會聲望。文化工業編織了一張以消費群體為對象的傳媒網絡，勾勒出以中產階層的、大都會的、受教育人群的標準生活方式，馴服了站在階層流動管道口上的985、211學生，同時又將消費力羸弱的工農區隔在外，劃定了文化圈的界線。于是，中產階層和預備中產階層共享了一套文化及生活方式，在輿論場上共享價值觀和話語權，擁有相似的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

然后，我們能夠看到中產階層和預備中產階層奇特的關系，他們在馬克思意義上是分裂的，而在韋伯意義上又是一體的。這種悖謬的關系如夢魘般纏繞著這對群體，他們在朋友圈呈現了同樣的旅行、美食和自拍，在現實的經濟秩序和社會政策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場；他們面對彼此時產生隱然的對抗，感到隔膜，而面對權貴和大資本能夠凝聚同樣的憤怒（丁瑩北苑車禍），面對底層形成相同的悲憫（《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

但遺憾的是，傳媒議程以中產階層和預備中產階層為主體來設置視角，公共領域中的議題大都是喧嚷而空虛、熱鬧而健忘的，中產階層的保守，預備中產階層的牢騷，都難以形成社會行動力乃至改造社會的力量。

一部分預備中產階層另辟蹊徑，通過后現代、亞文化的方式去抵抗，然而今天主流的政治結構，仍然是哈貝馬斯的世界，而非福柯的世界。一些亞文化似乎能夠形成了與主流敘事軟對抗的歷史架構。但最后發現，這種后現代的反抗，大多數時候不過是知識圈熱衷的意義建構，并沒有真實的社會效能。其實，預備中產階層對房價和戶口的憤怒也是一樣的。

那么最后，我們該如何描述中產和預備中產這對關系呢？用李敖在《北京法源寺》里的話作結吧：

“你同她好像是一塊硬幣，兩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時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時候你就朝下、她走運的時候你就倒霉，你生來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運硬鑄在一起，難解難分。如果同鑄在一塊硬幣上的比喻恰當，那么，你和她正好一體兩面，代表了你們那時代，如果沒有了她那一面，這塊硬幣，也不能在市面上當一塊錢用了。不錯，雖然在市面上這塊錢不能用了，但它變成了變體，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價值。但那種價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價值、是歷史的價值，不是現實的價值、實用的價值。”——李敖《北京法源寺》

作者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