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晶晶

當你寫論文時，可否從敘事的角度考慮IMRAD［導論（I）、方法（M）、結果（R）、和（A）、討論（D）］結構？

IMRAD結構對于科學家來說重要嗎？

當AAA結構換成ABT結構，即And換成But或者Therefore，效果會更好嗎？

科普需要故事嗎？

牛頓的蘋果、弗萊明的意外，這些科學故事是否與科學本體有關？

一場專業學術會議上，來自全世界的最聰明頭腦們齊聚一堂，他們迫切地想要知曉同行在做些什么，做到了什么程度，有哪些新的發現，對自己的研究有哪些啟發。臺上的講者，用扎實的數據、嚴密的邏輯、創新的觀點試圖征服聽眾，而聽眾們也正在以更加審慎的態度對待臺上演講的一切。

眾所周知，科學與理性相關，與實驗相關，與數據相關。但如果說科學與敘事相關，或者換句更通俗的話，科學也需要講故事，需要講究敘事結構，估計很多人會為此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陌生又熟悉的IMRAD

蘭迪·奧爾森29歲從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37歲獲得新罕布什爾州大學海洋生物學終身教授職位，但是他卻在這之后去到好萊塢，進入南加州大學學習電影拍攝，執導了包括《一群渡渡鳥》在內的多部電影。

因為橫跨科學和藝術兩個領域，奧爾森曾先后出版了幾本關于科學及科學家如何與外界溝通的圖書。在新作Why Science Needs Story（《科學需要講故事》）一書中，他就重點闡述了關于科學中如何敘事的問題。

他在書中寫道，一次他去參加美國農藝學年會，面對800多位科學家，他展示了IMRAD幾個字母，問大家是否有人知道這五個字母代表什么。結果無一人回答。

其實，按照這五個字母撰寫的論文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導論（I）、方法（M）、結果（R）、和（A）、討論（D）。這是論文寫作的基本結構，但從未有人從敘事的角度考慮過這個結構；事實上，IMRAD是一個世紀前人們反復遴選的最適合科學報告的標準化結構，是一種敘事結構。

是否知道這個結構的存在？這對于科學家來說重要嗎？《中國科學報》記者就此話題采訪了國內的一些科學家。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曹則賢曾在《物理》雜志上開設“物理學咬文嚼字”專欄，他在采訪中表示，關于學術論文，一般雜志都會有自己的格式。“投稿人遵循雜志給定的格式，其實這是個對雙方都便利的事情。”

但同時，他們也并不否認這個結構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員、在國際上率先提出了輕子混合的“民主”模式和中微子混合的“近似三雙最大”模式的邢志忠在采訪中表示，大部分論文都會遵循IMRAD的結構，或者說大致是這樣的結構。“一般沒必要打破這個結構，因為這很科學，符合最簡潔的表達規律。”

兩位科學家都表示，自己指導學生的時候都會按照這樣的基本結構。曹則賢表示，研究生學習如何按照雜志要求的格式寫論文，本身就是研究生培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將AAA換成ABT

IMRAD的結構盡管得到了廣泛的使用，但很少有哪個學校或者研究機構會在新人培訓的時候，解釋為什么論文寫作要遵循這樣的結構。

在奧爾森看來，科學家們對于敘事的無意識或者漠視，會引發諸多問題。比如期刊雜志、科學記者對于時髦研究的追捧，或者公眾對科學的麻木。也因此，奧爾森提出了所謂科學界的“敘事缺乏癥”的問題，以上的內容正是這種缺乏癥的表現之一。

“科學的世界充滿了敘事，但卻沒人注意到敘事的力量和重要性。”奧爾森寫道。而打開這個死結的方法，似乎好萊塢的一些經驗可以提供幫助。

從科學家到導演，奧爾森對科學世界的敘事傾注了諸多心血。而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是他偶然看到的美國導演特雷·帕克在紀錄片《六天創作流程》中分享的一個技巧——將劇本初稿中一個又一個的And換成But或者Therefore。也就是將劇本里的“事情這樣了，然后又這樣了，再然后又那樣了”，改成“事情這樣了，因此這樣了，但是那樣了”。無論什么時候，只要你將And改成But或者Therefore，都會有更好的效果。

奧爾森對將AAA結構換成ABT結構給予了極高的贊賞，事實上他成為ABT結構的忠實擁躉。他在TED作關于這條規則的演講，在《科學》雜志發表相關的文章，并且在自己的工作坊中進行應用。

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1953年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論文《核酸的分子結構——DNA的一種可能結構》被奧爾森奉為圭臬。他評論說：“他們的論文只有區區兩頁，不僅簡明而且特別引人入勝，算得上一部傳奇之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自然》雜志上的論文在第一頁采用了ABT結構。”接著他具體分析了這篇文章是如何敘事的，“別的研究已經開始解釋DNA的結構，And（并且）他們的結果對我們很有意義，And（并且）他們的模型有三個鏈條，But（但）我們認為那是錯的……”然后展示他們的新發現。

清晰、明了，引導讀者進入單一的敘事方向，這是ABT結構所具有的優點。但這并不代表AAA結構有何不妥，奧爾森解釋說：“AAA式的展示沒有任何錯誤，它可以展示冗長的精確數據，能夠勝任大部分場合——可能有一點乏味，但可以勝任……AAA格式存在一個潛在的問題，有可能聽眾根本不能從你說的內容上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因為真實的傳播過程不會如此簡單——‘讓真相自己浮現’。”

講故事或許要分專業

對于奧爾森大力提倡的ABT結構，記者采訪的幾位科學家的熱情卻似乎并沒有那么高。曹則賢表示：“文章和文章格式從來不是死的。有學問的科學家寫有內容的文章，比如P.W.Anderson、Frank Wilczek等諾獎得主，寫的文章的格式就是靈活的。禁錮文章的，從來都不是格式的要求，而是作者本人水平的低下。”

首都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任東也在采訪中提出，科學論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總的來說，科學論文和科學報告肯定是要講“干貨”的——“存在什么問題、怎么解決問題，要說得很清楚”。他發現越是大專家越是能將復雜問題說得清晰明了，“像《自然》的論文就有相對固定的寫作模式。但其實，模式有套路也可以，沒有也可以。頭腦清楚、對問題理解透徹的科學家，論文從摘要到引言，寫得又短又好”。

論文寫作中是否能考慮故事性因素，也與專業領域相關。邢志忠表示，不管是AAA結構還是ABT結構，他都不認同，“理論物理論文，一堆公式，講什么故事，談什么AAA或ABT”。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饒子和院士的學生葉盛在采訪中則表示：“像天文學家或者物理學家，跟人沒有關系或者關系很小的學科，就很難講故事；但是像生命科學，和人有關系的事情就比較容易注入故事性。另外將研究本身的一些過程和故事放進去，也是提升故事性的一種方法。”

“但這都不是必需的。”葉盛強調說，“好的東西，如果你能做到邏輯漂亮，語言好，寫得引人入勝，同樣可以吸引讀者，這個也不一定非要通過講故事去實現。現實中AAA結構的論文可能更占大多數，但是采用哪種結構或者敘事方式并不重要，因為大家更看重的是你想表達的科學思想。”

科普需要故事嗎

要嚴格區分專業與非專業場合的敘事方式和內容，是多數科學家的共識。但不可否認，某些小故事會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邢志忠說道，在紀念夸克模型50周年的報告中，G.Zweig提到了R.Feynman曾提名他和Murray Gell-Mann獲得諾貝爾獎的事情。“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注意，他的報告不是純粹的科學報告。”

做科普需要講故事，是大多數科學家和科普工作者的共識。但這些故事往往來自于科學家，而非科學內容本身。任東分析說，大家崇拜陳景潤，但其實也沒有幾個人能真正明白他作的研究，更多的是對他的生活和情懷感興趣。葉盛提出，雖然確實有技巧的存在，但要看能不能在故事中投注足夠多的情感和關懷，這是故事能否打動人的關鍵。

邢志忠的觀點更為犀利，他表示，科學家有故事，而科學沒有。

牛頓因為蘋果發現萬有引力、弗萊明意外發現青霉素等，這些是公眾熟悉的科學故事，但是否與科學本體有關，似乎需要畫個問號。“伏爾泰編造的蘋果砸頭的故事之所以流傳下來，不是因為故事有多了不得，而是因為牛頓太偉大，而一般人太不肯動腦筋。牛頓被蘋果砸頭發現萬有引力的故事鋪天蓋地，但鮮有人從這里理解引力理論是如何構造的。”曹則賢評價說，“就我個人經歷而言，在熟悉雅克·居里、皮埃爾·居里、瑪麗·居里的工作和著作以后, 我因曾經讀過那些關于居里夫人的編造故事而十分厭惡那個交過大量智商稅的自己。”

基于這些考量，曹則賢對于故事的態度更加審慎：“我在科學傳播過程中講故事，但不編故事，也不希望借助故事來傳播科學。我認為科學本身就是故事，智力創造過程中自然會產生故事，無須為了傳播科學去編故事，尤其是編虛假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