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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環流對國際化是非常有意義的，現在各種著名的企業在海外都有很多研發中心，也需要人才來回流動，他們對于“一帶一路”倡議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報見習記者 許悅

“海歸”一詞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在外留學人員回國創業的那次熱潮中。近年來，雖然海歸人數并未下降，但是卻有一部分海歸因各種原因再度回到國外就職，這種現象被稱為“歸海”。

事實上，海歸的“歸海”現象早已有跡可循，而最近幾個月內，上海科技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馬毅就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顏寧就職普林斯頓大學等新聞的接連出現，再度將人們的視野引到了“歸海”問題上。

針對這一現象，在近期由中國計算機學會主辦的以“海歸歸海說明了什么”為主題的中國計算機學會青年計算機科技論壇上，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多所院校的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討這些優秀科研人才“歸海”的背后揭示出的問題。

適應環境是挑戰

“我個人比較相信環境論，相信環境問題導致了很多事情的發生。”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院長、國家“人才”特聘專家文繼榮如此說。

在文繼榮看來，海歸“歸海”背后的環境是一大問題。他將環境劃分為大環境與小環境。所謂“大環境”，即自然環境、食物、稅收等大家都須面對且不可簡單改變的方面。有數據顯示，國內環境污染嚴重是海外歸國人員“歸海”的原因之一。“至少在我的朋友中間，前幾年就已經頻繁提及這件事情。”文繼榮說。

而文繼榮所謂的小環境則是指整個學術界。“這里又有待遇、平臺、學術機制等，直接針對科學家本人，包括他們所在的高校、科研機構的環境問題。”文繼榮解釋道，對于國內小環境的適應是海歸們需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對于海歸人才能否很好地適應國內生活和工作環境，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副院長、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祝烈煌在報告中給出了具體的數據。“根據調研顯示，50%的海歸能夠相對比較順利地融入到國內的生活和工作中，但還有47.7%較難融入。尤其是有很多留學生高中時期就已經出國，對國內的社會環境沒有概念；或者在大學出去好多年之后回國，可能跟國內社會已經脫節，融入得很困難。甚至還有4.8%的海歸完全無法融入國內。”祝烈煌說。

除此之外，祝烈煌還指出，如今的海歸歸國后找工作并不容易。有數據顯示，在歸國一個月內，能夠找到合適工作的海歸比例僅占32%，而那些找到工作的海歸中，又有68.9%的人表示現有薪酬遠低于其期望工資。

因此在大環境與小環境的壓力和挑戰下，那些小部分完全無法融入的人最終只能選擇再“歸海”。

評價機制有缺陷

在上述對環境的討論中不難看出，環境是大多數海歸都要面臨的問題，但是因難以適應環境而“歸海”的人畢竟是少數。那么，真正令海歸特別是一些優秀科研人才再“歸海”的根源在何處？

為了引進海外人才，早在200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就轉發了《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開展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即“人才”，并成功從海外引進了如楊振寧、林家翹、姚期智、施一公等一批國際一流人才。

“據我了解，‘創業千人’在國內發展得很好，并且‘創業千人’引進的人才再‘歸海’的非常少，因為國家為他們提供了非常好的機制。此外，‘青年千人’的‘歸海’情況也不嚴重，可能他沒有能力‘歸海’，他們更在乎待遇和上升的路徑。而在第三個層面，就是如馬毅、顏寧這樣的一流人才，我們稱之為‘大千人’層面，他們不再追求待遇和職稱的評估，而是追求更高層次的人才評價機制。”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副教授崔鵬直言，海歸再“歸海”的核心問題出在了人才評價體制上。他表示，目前我們的機制有兩個典型特征，第一個是人才帽子的獨木橋；第二是非學術因素非常多。而這些往往會導致一些高層次海歸人才得不到國內學界的認可，最終不得不再“歸海”。

那么，人才評價的重點應該是什么呢？

對此，崔鵬提到了同行評議的問題。在他看來，小同行評議往往不存在問題，主要的矛盾可能在于大同行評議這一環節。“比如在美國，在評價人才尤其是學術人才的時候，很少會用大同行來評。”崔鵬說。

對此，有嘉賓表達了其他看法，即大同行評價有弊端，但小同行評價也有一些小圈子的問題，比如一旦形成一個小圈子，就會控制一個行業，這也是一個問題。“另外，我們知道評獎或者評項目時，有時會出現一批普通水平的人去評價最頂尖的人，這種也是小同行不可避免的問題。”該嘉賓解釋道。

再“歸海”須辯證看

在面對海歸的“歸海”現象時，我們除了要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外，還需要討論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那就是這一現象究竟會帶來哪些影響？而這些影響是否都是“負面”的？

在祝烈煌看來，人才流動其實是可以分為不同階段的，即人才外流、人才回流、人才環流和人才對流。其中，人才外流很容易理解，就是留學，回流就是海歸，而環流就是人才又“歸海”。“在我看來，海歸‘歸海’是人才流動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

據他介紹，福布斯發布的《2018全球人才流動和資產配置趨勢》中提到，到2022年，中國將成為國際人才環流中的一個交換性樞紐節點，成為國際人才環流必需的“交換器”。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人才“歸海”的同時，也會有一批國外的優秀人才流動到中國，以美國、中國等大國為點，人才得到了很好的交流與促進。

祝烈煌認為，海歸在“歸海”之后，并不意味著完全切斷與國內的聯系，很多人才往往在回到國外后，依然會和國內學術環境或者工作環境形成一個比較密切的聯系，甚至開展比較密切的合作，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人才交流。

“人才環流對國際化是非常有意義的，現在各種著名的企業在海外都有很多研發中心，也需要人才來回流動，他們對于‘一帶一路’倡議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祝烈煌說。

除了人才交流促進國家發展外，文繼榮認為，一些海歸的“歸海”也證明我國學術自信的增強。然而，文繼榮也對我國目前的學術環境和機制表示了擔憂。“相較多年以前，我們很多的科學家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學術自信。但問題是，我們整個學術的環境依然相對滯后。整個學術環境，包括此前提到的人才評價機制、激勵機制，我們還沒有做出很有成效的工作。如何讓我們的自信更有底氣，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問題。”文繼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