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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見習記者 王之康

要想真正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需要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同時推進高校的現代治理，要把本科教學、研究生教學這類教育事務全部交給教授委員會管理、決策，對每個教師的教學、學術評價實行同行評價而不是行政主導的評價。

對我國的高等教育來說，2017年是不平凡的，因為40年前的1977年教育部與中國科學院聯合發布《關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具體辦法的通知》，使我國研究生教育在中斷了12年之后得以恢復。

中國傳統文化中素有“四十不惑”之說。如今，恢復研究生教育已經到了不惑之年，那么在這40年中，我國研究生教育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取得了哪些成就？接下來又該如何更好地發展？

追溯：兩大分界與四個階段

可以說，我國研究生教育有兩大分水嶺，一個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另一個則是1977年恢復研究生教育。

據統計資料顯示，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研究生教育發展落后而且緩慢，1935年至1949年共舉行了9屆學位考試，授予碩士學位232人。新中國成立之后，研究生教育才取得了較大發展，但其間也經歷了不少坎坷曲折。對此，上海師范大學原校長楊德廣曾撰文，將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歷程分為八個階段。以1977年為界，前后各四個發展階段，后者包括1977年至1985年的恢復期、1986年至1998年的改革發展期、1999年至2009年的大發展期以及2010年之后調整研究生結構、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期。

1980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1981年后，國務院與學位委員會又制定了《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關于審定學位授予單位的原則和辦法》等一系列規章制度，進一步明確了學位授予的負責單位，學位中新的原則程序，學位的課程、學分要求，論文的答辯流程、規范等，促進了研究生教育的迅速恢復發展。

1986年，國家教委發布了《關于改進和加強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提出“穩步發展，保證質量”的方針，明確在控制數量的同時，重點要調整好結構，培養模式應多樣化。楊德廣認為，我國研究生教育從此開始突破傳統的重基礎、重理論的單一模式，進入多元化發展階段。

1999年，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我國研究生教育也迎來了大發展期。據統計，1999年全國研究生招生數為9.22萬人，比1998年增長了30%，在校研究生也從1998年的19.89萬人發展到2009年的140.49萬人。

在楊德廣看來，2010年以后，我國進一步調整研究生結構，迎來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大力發展。其實，早在1991年，我國就設置了第一個碩士專業學位——工商管理碩士（MBA）專業學位。之后，經過1992年正式建立專業學位制、1996年審議通過《專業學位設置審批暫行辦法》、1999年發布《關于加強和改進專業學位教育的若干意見》等，我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得以快速發展。

成就：培養規模與制度體系

40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經歷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同時也取得了諸多成就。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看來，這些成就首先就表現在研究生教育的規模上。

據統計，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65年這17年間，我國一共招收的研究生人數不到2.4萬，1978年恢復研究生教育時，招生人數也僅為1.07萬，而在2011年，招生人數已經達到了56.02萬，是這17年招生總數的23.3倍。

“目前，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已經達到200多萬，成為世界上的研究生教育大國，為各行各業輸送了大量高層次人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沈文欽說，研究生教育體系培養的人才不僅充實了高校的師資隊伍，同時也成為服務于國家戰略的重要人力資源支撐，在衛星上天、高鐵建設等重大工程中，均有大量研究生教育系統培養的人才。

不難想象，在這些事實的背后，不僅是研究生教育規模的大幅提升，也是研究生培養質量的不斷提高。

而上世紀80年代初學位制度的建立，也標志著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開始進入制度化階段。可以說，我國研究生教育至今已經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體系。

在學位制度方面，中國特色的學位授權審核制度和學位授權體系基本形成，建立了學科門類齊全、結構布局相對合理的學位授權體系，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擁有了碩士授予單位；學位授予類型既有學術學位也有專業學位，學位獲取既可以通過考試（推薦）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也可以通過自學或其他學習方式以研究生畢業同等學力人員申請學位。

在研究生教育管理方面，形成了職能和權限分明的中央、地方政府和培養單位三級管理體制。其中，中央研究生管理部門起主導作用，地方政府在本地區研究生教育的統籌、學科建設、學位授予、質量監控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培養單位則在有關研究生招生、培養、學位授予等環節擁有相當的自主權。

此外，我國研究生法規體系也逐漸完備，一系列與研究生教育相關的組織機構相繼建立，如1994年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成立，1999年中國研究生院院長聯席會成立，2003年成立了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等。

探秘：國家投入與系列改革

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要得益于我國在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有益探索。而在這些探索中，沈文欽認為，首先就表現在國家“重視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

其實早在1979年，教育部就提出了在研究生招生中要堅持“擇優錄取、確保質量、寧缺毋濫”的原則。為此，國家在研究生培養方案、課程建設、科研條件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財力，對研究生導師資格設定了嚴格的審批程序，同時還采用了多種質量評估方式以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如1995年針對博士、碩士授權點的合格評估與選優評估，1998年針對博士學位論文的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選優評估等。

同時，“985工程”“211工程”和其他一些重大計劃的實施，也使得一批重點高校、重點學科與博士點的整體實力顯著提高，有力地保證了博士培養質量的整體水平。

“隨著我國對科研經費投入的加大，更多的博士生獲得了參與課題研究的機會。”沈文欽告訴記者，他曾參與做過一項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5%的博士生能夠有機會參與到導師的課題中，“而隨著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博士生的資助水平也大幅提高，使他們能夠依靠資助滿足基本生活需要”。

以2015年為例，國家獎學金共獎勵碩士研究生3.5萬人、資助金額7億元，獎勵博士研究生1萬人、資助金額3億元；研究生學業獎學金共獎勵研究生100.31萬人、資助金額70.41億元；國家助學金資助研究生314.23萬人、資助金額106.11億元；研究生“三助”崗位津貼資助137.43萬人、資助金額36.33億元。研究生國家助學金、學業獎學金、研究生“三助”比上一年度分別增加50.43億元、31.36億元、7.49億元。

“此外，我國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也實施了一系列改革與探索，并采取‘先試點后推廣’的穩妥做法，保證了改革的順利進行。”沈文欽說，例如博士生導師的審批權最早歸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后來下放給各個高校；一開始只有教授才有資格指導博士生，后來清華大學等研究型大學改革了博士生導師制度，允許助理教授指導博士生；在招生制度方面，近些年很多高校也開始嘗試探索申請審核制等。

那么接下來，我國研究生教育又該如何更好地發展，以推動質量再提升呢？

發展：兩個規律與自主辦學

“新中國成立后的研究生教育發展歷程，昭示著它與社會現狀相適應，由社會政治經濟所決定。”楊德廣認為，教育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教育因社會的存在而存在，不可能脫離社會、遠離社會。任何一個國家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

我國“教育學泰斗”、廈門大學教授潘懋元曾提出高等教育的“兩個規律”，即“大學應主動適應并服務于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才有生存權和生命力”的外部規律，以及“大學在辦學過程中應按教育規律、教學規律辦學，而不能按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辦學”的內部規律。在楊德廣看來，作為大學教育一部分的研究生教育，也應該符合這“兩個規律”。

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表示，我國要想真正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需要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同時推進高校的現代治理，要把本科教學、研究生教學這類教育事務全部交給教授委員會管理、決策，對每個教師的教學、學術評價實行同行評價而不是行政主導的評價。

“這樣才能讓課程和學術研究都注重品質，并結合不同的培養定位，對學生提出不同的培養要求。”熊丙奇說，對于學術型研究生，在課程之外提供更多科研機會，讓學生在科研中提升學術能力；對于專業型研究生，在完成所有高質量的課程學習后，不必參與科研項目，撰寫好論文即可畢業。

“只有實行學術自治，高校才能切實建立起導師制。”在熊丙奇看來，我國現在雖有導師制，但導師一方面在行政評審和考核中已經失去對教育和學術理想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用自己的聲譽對學生質量負責的意識——在研究生招生、培養、畢業中，導師并無多大話語權。“這是我國教育部門和學校必須切實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