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

牛文元（1939年11月—2016年9月），河南焦作人，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對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建制化進程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從事研究工作50年，治學嚴謹，著述頗豐，2001年當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2003年起被聘為國務院參事（聘期至2014年年底），曾任中國第九、第十、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并擔任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名譽組長，中國科學院自然與社會交叉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世界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中國發展》雜志編委會主任等職。

我于1989年年初與牛文元先生相識，至今已二十七年有余。近日驚聞牛文元先生病逝，倍感悲痛。在我看來，牛文元先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戰略科學家；他的一生是不斷求知、追求真理的一生，更是不斷貢獻知識、為民為國的一生。

牛文元先生從早年的農村孩童一步步成長為大學生、研究生，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和嚴格科學訓練，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在長達幾十年的學術研究中，他先成為理論地理學家，為中國理論地理作出了貢獻，又成為有中國情懷的可持續發展理論首創者，為中國可持續發展思想、理論、戰略、政策作出了突出貢獻，在生命的最后路段，他還成為有世界情懷的可持續發展思想創新者，代表中國科學界為2030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貢獻了“中國智慧”。

我發自內心地尊敬他，欽佩他，特撰寫此文悼念。

共同合作

1989年年初，我進入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從事國情研究，牛文元先生正承擔“中國生態環境預警研究”的重要課題。同年8月，他與我、王毅代表課題組，共同執筆完成《生態赤字：21世紀中華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機——中國生態環境預警報告》。這是我與牛文元先生最早的合作成果。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對當時中國的生態環境狀況給出了基本評價，即：先天不足，并非優越；人為破壞，后天失調；退化污染，兼而有之；局部有改善，整體在惡化；治理能力遠遠趕不上破壞速度，環境質量每況愈下；形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后果最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

據此，我們在報告中向中國社會發出最為嚴重的生態危機警告，如果不立即采取重大的以至嚴厲的可操作性措施，逐步緩解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壓力，那么不斷增大的“生態赤字”將使中國的國民經濟背上日益沉重的包袱，成為影響中華民族未來生存與發展的最大危機。

我們還在報告中提出了基于“自然—經濟—社會”三系統協調發展的基本思路，建議選擇“節約資源、適度消費、注重內涵開發、實施總體調控、大力保護環境、貫徹生態建設”的總方針。

這份報告作為我們第一次對中國生態環境作出總體評價和趨勢性分析的重要成果，引起當時擔任國務委員、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宋健同志的高度重視，他寫下了令人感慨的批示。而后，新華社記者卓培榮、李希光又對該報告作了中英文報道，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

這次與牛文元先生的合作，既高效又愉快，令我至今記憶猶新。所謂高效，是指我們在課題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僅用了短短幾個月時間就形成了一份高質量的國情國策咨詢報告；所謂愉快，是指我們在撰寫報告的過程中不斷交流、相互討論，反復修改報告稿，十分享受這樣一個學習知識、分享知識和創新知識的過程。

由于這一課題的難度相當高，不僅需要許多綜合性的知識，還需要有前瞻性的戰略思維和眼光，而牛文元先生和我們一道，成功地把握了這一跨學科、綜合性、高難度的生態環境國情研究課題。我那時就認為，牛文元先生不只是一位科學家，更是一位心懷天下、擁有國際視野的戰略科學家。

持續創新

記得牛文元先生曾對我講，做科學研究就是要能夠寫出自己的專著，尤其是寫出“大部頭”的專著，形成更加系統化的知識體系。正是這種持續創新的強烈自覺性，使得牛文元先生得以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在現代地理學、可持續發展等領域中都著作頗豐，作出先導性和創造性的知識貢獻。

1989年，牛文元先生出版了我國關于資源學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即《自然資源開發原理》。

1992年，牛文元先生又出版了《理論地理學》一書，將數學應用到地理學中，力圖完成理論地理學從追隨型向創造型的過渡，有力推動了中國地理學從描述為主到解析為主的轉變。

1994年，牛文元先生正式出版了《持續發展導論》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專著。在可持續發展科學的理論方面，是有獨創性的，將自然、經濟、社會復雜巨系統，以綜合、協同的觀點，探索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規律，是可持續發展科學系統學的代表之作。此外，他全面闡述了21世紀中國環境與發展戰略的《綠色戰略》一書也于當年面世。

1998年，牛文元先生又出版了《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系統解析》一書，首次提出了中國在世界上研究可持續發展的新方向，即對應于“經濟學方向”“社會學方向”“生態學方向”之外的“系統學方向”。

1999年，牛文元作為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課題組首席專家，主編了《199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這不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第一部系列年度報告，而且在世界上獨創了系統學研究方向，明確提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平衡”與“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是貫穿于整個可持續發展的兩大核心主線，首次獲得了關于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定量總體評價和分類排序。

從1999年至2014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作為中國科學院面向決策層和社會公眾的“科學與社會”三大系列年度報告之一，每年出版一卷并持續至今，已先后出版了十六部。這是真正的“大部頭”著作，也是牛文元先生為中國可持續發展領域貢獻的扛鼎之作，已經成為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品牌。

牛文元先生持續創新的腳步從未停止。繼《199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之后，2000年，他又出版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戰略構想》一書，將系統學研究應用于世界現代化研究當中，構建了現代化研究的總體框架，揭示了現代化進程的三大本質要點，提出辨識現代化方向和速度的三大宏觀判據，闡明了中國現代化的二元特征，制訂了衡量中國現代化狀況的“八大水平指數”；從2003年到2005年短短三年間，又連續出版了《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01—2002）、（2003—2004）及（2004—2005）年卷，勾勒中國城市化發展之路。

2007年，牛文元又一部極具分量的著作《中國可持續發展總綱（國家卷）》20卷本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是中國科技界第一部可持續發展大型學術文獻，堪稱中國可持續發展理論、戰略的集大成之作，被譽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百科全書”，并榮獲中國政府圖書獎。

毛澤東曾經講過，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對學者的學術創新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一個學者寫幾本書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持續研究、持續創新，不斷有新的著述問世，又被后來的實踐所應驗、所證明。牛文元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幾十年如一日的科學家、學者、思想者。他用數十部心血之作為世人留下了“立德、立功、立言”的白紙黑字，也為中國科學界、學術界樹立了一個持續創新、不斷突破自己的榜樣。

與書長存

2015年8月11日，牛文元先生來信邀請我參加《2015世界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新聞發布會，并作為專家學者代表作即席發言。我欣然接受了邀請。8月26日，我在中國科學院科技管理政策研究所，出席了這一新聞發布會。《2015世界可持續發展年度報告》是全球首部關于“后發展議程”的專業研究報告，它系統地介紹了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前沿及中國學派的觀點，是中國第一部世界可持續發展報告。會上，牛文元先生對報告作了介紹。他滿懷自信地講道：

“我們特意將研究視域從中國擴展到全世界，在全球范圍內展示我們的學力與水平，彰顯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理論擔當。我們在長期研究中強烈意識到：中國智庫必須有學術自信，要走出去，要‘睜眼看世界’，要敢于在客觀公正的前提下對世界作出獨立的評價。”

接著，我對報告和研究工作做了評論。在發言中，我首先祝賀牛文元先生和他率領的中國科學院研究團隊率先在中國關于世界可持續發展領域正式出版非常專業的、系統的研究成果，這也代表了牛文元先生在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學術研究已升至“3.0版本”，而在此之前寫成的《持續發展導論》（1994）和《199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分別代表了“1.0版本”和“2.0版本”。

我還談到，中國學者研究中國的不少，但是心懷天下、研究世界的并不多，牛文元先生的這部報告作為中國第一份針對世界可持續發展科學與行動的專業性報告，向我們展示了中國學者關于世界問題的觀察和討論，并且所關注的是世界發展中帶有長期性、根本性的重大問題。

這就是牛文元先生留給世人的最后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我有幸出席了這份報告的新聞發布會，學習分享他的知識、思想和智慧。但沒有想到，這竟是我與牛文元先生的最后一次見面，而之后竟是永別！

一個人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就如同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一樣，兩手空空。因人生的追求和創造而不同，能為世界留下些什么？是知識，是思想，是文字。

牛文元先生離開了我們，留下了數十部心血之作。當我們翻開這些著作，閱讀其間的白紙黑字，總能立刻回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數十年來，人類的持續發展之路蜿蜒向前，盡管這條道路并不平坦，但人類并不感到恐懼和孤獨。因為陪伴我們的，有許許多多像牛文元先生這樣的科學家、智者、思想者，他們為我們點亮知識之光、智慧之光、思想之光，燃燒自己，照亮他人。這就是生命的意義，誠如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所引用司馬遷之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句話對我們活著的人更是意味深長，傳遞了極其寶貴的人生觀。

謹以此文紀念牛文元先生！

（胡鞍鋼，作者系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為防止簡歷投遞丟失請抄送一份至：boshijob@126.com（郵件標題格式：應聘職位名稱+姓名+學歷+專業+中國博士人才網）